母校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

彭春龙*（1977届）

2008年底的一天，我开车前往挂职扶贫点——山西省五寨县。途中，在山沟里一个急转弯路口，我的富康车撞到了路边的一个土堆，前车轴断了，右前轮飞了，车猛地向左冲向路边的深沟…。幸运的是，车终于在沟边停了下来。“老天爷保佑，好人有好报”，这是事后当地农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出事地点是当地一个经常出车祸的地方，而我在这里出事也不是第一次了。

第一次出事是我刚到该县后不久，临近春节，连续下了几场大雪，在这个高寒山区，冬天最低温度达零下30多度，积雪变成了厚厚的一层冻冰，路面就像玻璃一样。也是在这个地点，由于没有经验，进入急转弯路口时速度没有及时降下来，等到发现危险时，车已经控制不住了。车转弯后由于惯性的作用，转了180度后慢慢地歪倒在路边的沟里。幸亏处理得当，危急时没有急刹车，也不敢猛打方向盘，这一段路边的沟也不深，结果只是碰坏了保险杆。我请一个路过的司机帮忙把车拉了上来，一试，车还能开，就开回了县城。

这些冒险的经历在当地成了“美谈”。一个北京来挂职的县委副书记，开着自家最简陋的车，在这样一个经常出车祸出人命的地点出了两次“险”，不但没把自己的命丢了，居然还没受什么伤。不是“老天爷保佑”是什么？不是“好人有好报”又是什么？

说到这里，我得说明：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又为什么要开自己的车？

五寨县是位于晋西北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国务院指定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点扶贫县。我是1996年晋升研究员，1997年被聘任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一直干到2003年。经过几年的努力，当时该所已经走出困境，我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完成了，因此，决心辞去所长职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希望我到局机关工作，听说职务都给安排好了。但最后我还是选择到五寨县挂职扶贫。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是不理解，当初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想，是母校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给了我人生的方向和动力。在毕业后的20多年里，“自强不息”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在艰难的环境中，我刻苦学习，努力工作，获得较好的科研成果，1990年到1996年，先后被晋升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98年被学位委员会授予研究生导师资格；1989年“六四”期间，我正在国外学习，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我谢绝了国外大学挽留的好意，冲破阻力，毅然回国工作。

看到退休只剩8年的时间了，我该做些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呢？我又想到母校校训中的另一层意义：“厚德载物”，想到自己毕业时还有一个没有实现的“诺言”：到农村去，为贫困农民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因此，我选择了到贫困地区帮助农民做点实事的路子。

按照当地的“规矩”，县委常委和副县长以上的领导，都得给配大众帕萨特档次的轿车和专职司机。但办公经费是“包干”的。即，每月发2000元作为办公费，原则上，所有的办公费用都必须由这笔钱支付。我算了一下：每月的电话费约1000元，每月来往一次北京和五寨县之间，光加油费和过路费也得1000元左右，而有时候工作需要，一个月就得跑好几个来回。这还不包括其它的办公费用。据了解，像帕萨特这个档次的轿车，一年的使用和保养费用在5万元到10万元之间。还不包括司机的工资和其它补助。这样一算，我是用不起这车了。

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不能没有车，因为我的工作职责决定我必须经常出去跑，联系各类项目和经费，招商引资，并且要在当地组织实施，需要到偏远山村和农民打交道。另一方面，我的身份绝不能违反规定，给中央国家机关抹黑。这就迫使我只能开着自家车往返于扶贫路上。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难就难在以下两点：

一是“面子问题”。在目前这个社会上，车子就象征着社会地位，在官场中尤其如此。和县里其他领导一起出去开会，别的领导都有专职司机开着能象征自己地位的轿车，而我却自己开着最低档的微型车，经常是连门都不让我进，弄得我很尴尬。

二是“路途艰险”。北京到五寨全程约58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80公里，但每次往返过路费约需500元。为了省钱，我经常“躲开”快捷的高速公路，而专门走山路。这些路的特点一是偏僻，有时汽车跑上几十公里见不着人和车，怪令人害怕的；二是许多路段运煤的大车多，不但危险，而且经常堵车。108国道的山西与河北交界的路段就是如此。第一次走这条路从山西回北京时就被堵在山里，从中午一直堵到天黑，车队才开始挪动。由于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天一黑看不见路标就迷路了，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就不知道该往哪走了。正在发愁，突然看见一辆北京牌号的车，我想，北京的车一定回北京，就紧咬住这辆车一路跟下去。跑了约两个小时，跟着这辆车进了一个小城镇，一问才知道是河北省阜平县。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了，人生地不熟，只能住下来等天亮再说。第二天我按原路返回涞源县城，几十公里的路程，路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想起头天夜里摸黑走的就是这样的路，心里暗暗庆幸没有出事。

后来，一次从北京返回五寨，我又选择走这条路。从北京到河北涞源，这段路好走。从涞源到山西境内几十公里山路，跑了一个多小时见不到一辆车，连人都很少见到。但是一进入山西境内我就蒙了：望不到头的运煤车队堵在路上，慢悠悠地挪动。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山西到河北阜平县的。上次就在这里随着车队走错路的。可是等明白过来已经晚了。我又被夹在大车中慢慢挪动着，等到出山时，等待我的又是一个黑沉沉的夜晚。离五寨还有100多公里，但明天有一个会，我必须当天夜里赶回五寨。朦胧的月光让我突然想起：今天是中秋节。我摸索着往前开。车到雁门关时，我顺着山坡往上爬，山顶上挂着一轮巨大的冷峻的明月，似乎爬到山上，伸手就能摸到。此情此景，不禁想起了一句古诗：“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凌晨3点，我终于把车开回了五寨。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事让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和主管扶贫工作的副局长房书亭同志知道了，为此，专门找局机关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问题，人事司为此专门下了一个文，同意每年为我报销8次往返过路费。

从2004年到2009年这5年的时间里，我就这样开着自己的车，不但往返于北京与五寨之间，而且还跑到内蒙、陕西、宁夏、甘肃和山西省内的许多地方，考察药材的种植情况、种植和采收技术，洽谈合作项目；引进具有中医药特色的高技术医疗设备，解决当地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开展救助贫困学生的活动。

2006年，《人民政协报》记者经实地考察后，刊登了整版报道文章《那地、那人、那情》，首次报道了我在五寨扶贫的情况。清华同学知道后，于2007年校庆前夕，将文章推荐给《清华校友杂志》，经删节后换了个题目《记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彭春龙》，刊登在《清华校友杂志》56期上，令我感到十分惭愧。后来经欧美同学会推荐， 2007年10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彭春龙印象》一文，并且多次派记者到当地调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机关采访有关领导。2008年9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百位海归人物专刊”上刊登了《一个海归的科技扶贫之路》的文章。

2009年我回到原单位，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任命为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我尽自己的一点微薄力量，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和能做的事情，较好地理解并实践了母校对我的教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