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士模先生回忆片段

钱家骊*（电53）

我虽在电机系学习工作了60年，但与钟士模先生接触很少，更没有请教过什么问题，回想起来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我1950年刚入学，就知道电机系里的两大知名教授——章名涛先生和钟士模先生，钟先生是麻省理工的博士(按：实际上是DSc—Dr. of Science，这是美国哈佛、麻省理工等少数高校为工科、医科所设的学位，与Ph.D等同 )，而在我们眼里，麻省理工就是世界理工科的顶级学府。因此钟先生在电机系也极为突出，成为众多学子追求的榜样。他们两位又是讲课极好，而且各有特色。听他们的课应当是极有收益和极富启发的，也是一种享受。但十分可惜的是，我在电机系整个学习期间，竟然没有听过他们的一门课程。没听到他们的课的原因是复杂的，比如我们上大二时的1951年，考入电机系的新生，由于国家建设急需，有5个班被分配到专修科。电机系承诺用最好的教师教他们各门课程。钟先生就去教这些班的重点课程《电工基础》。我们班此时也正要上《电工基础》课，这就只能由其他老师承担了。于是，不止我们班没听到钟先生的课，对专修科后续课程的老师也不利，学生常把后续的老师与钟先生比较，总觉得不满意，造成对这些老师的压力。

《电工基础》和《电机学》，教师对学生的主要要求就是基本概念要非常清楚。钟先生就是主要教师。这两门课中特别是一些瞬变现象就非常难学。同学间有个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flux(通量)起变化。”解放前后，这些课经常进行小考，题目常很难，不及格的很多。据唐统一先生说，钟先生的两位助教，一位是“真难”（即金兰），另一位叫“难得很”（即南德恒），这生动地说明了这个情况。

我们班后来也是根据国家建设急需，提前一年毕业。同学们由于从来没有听过章先生和钟先生的一堂课，强烈要求系里安排哪怕是听一堂课也好。这样，我们班终于听了章先生和钟先生各一堂课。章先生的课此处不提。钟先生这堂课给我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对我这一辈子如何讲课，特别是如何讲请复杂的物理概念作了很好的示范。钟先生讲课非常投入，讲话极快，满头大汗，衬衫袖子也卷了起来。概念分析得极清楚，例子选择巧妙，但记笔记很难。比如讲到直流场的位与连线无关，而交流场则相反时举的例子是用电表量测一台110千伏变压器绕组的端电压，在不同的连线下，可以量出是110千伏，但也可以量出0伏来，使同学们莫不感到十分佩服。

钟先生虽出身旧社会，学历又很高，但和党的关系十分亲密。钟先生待人亲切，作风朴实，从来不摆知名教授的架子，他的面带微笑的表情使我终生难忘。据唐统一先生回忆，他刚到清华后，晚上常常到钟先生家听钟先生讲述并讨论，钟先生是很愿意讲一些问题的，唐先生也由此获益匪浅。这就很快加深了两人的友谊。

他在教学和科研上不断积极贡献和追求创新，对电机系甚至清华大学都有很大影响。这些都是当年老师们的公知，此处不再详述。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电机系最大的两个实验室——直流电机实验室和交流电机实验室，其中很多电机就是钟先生从麻省理工无偿得到的，在教学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一台体积很大的记忆示波器，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一次校庆举行展览，我在电机实验室就见到钟先生排出的并亲自讲解的叫做“跟着它走”的实验，使我感到十分新奇。

钟先生全面发展，篮球打得很好，是电机系“篮球五虎”中的主力。这支篮球队，常迵先生是中锋，黄眉先生和钟先生打前锋，杨津基先生和唐统一先生司后卫，在清华大学的体育馆和操场上十分活跃。我也曾和钟先生打过一场篮球，这时钟先生已较发胖，跑和跳都已没有优势，但他传球极快，攻击性很强。每当我拿到球不知如何出手时，钟先生就不断提醒我：“快！快！”这充分表现出钟先生的工作作风。

钟先生也很有风趣，据说在唐统一先生的婚礼上他讲了一个《三个怕老婆的人》的故事，最后问：“小唐，你属于哪一类？”这个故事一直被我讲了多次。

我现已年近八十，但我很难忘记钟先生和他的人品风貌、所作所为，钟先生就是我一直羡慕和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