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起航天之梦

——“神舟四号”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孙凝生访谈录

编者按：孙凝生，1960年毕业于我校自动控制系(现属计算机系),是“神舟四号” 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此文是2003年1月6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记者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心脏部位——指挥监控大厅,发射"神舟四号"飞船的口令最后由这里传出。当大家为神舟四号飞船发射成功热烈鼓掌时，坐在火箭指挥员座位旁的孙凝生依然神色平静，在他看来，发射是有成功把握的，因为他们发射前的工作已经做的非常充分。就在发射前几天，我们还见到孙凝生最后一次检查火箭。

记者：孙总，马上就要发射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还要亲自来看一下呢?

孙：每次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一种操作性的关键，不是原理性的。这个地方的插头是最后发动机的点火，以及最后起飞之后还有紧急关机，都是从这个插头进去的。

记者：如果这个要是有问题会怎么样?

孙：如果这个有问题就点不着火，或者出了问题，要关机关不了机，或者点火点一半就会失控。

记者：到现在为止，整个火箭状态您觉得放心吗?

孙：应该说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但是作为航天特别是火箭，它是一门风险事业，因为它复杂了，系统多了，好多好多人参与这个工作。就是说，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风险减到最小最小，应该说是成功的。

1960年孙凝生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就开始了长达40年的火箭研制工作，他参加过30多次火箭飞行试验，担任过4种重要型号的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是一位资深的火箭控制专家。1992年，孙凝生又担负起“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研制重任。

记者：火箭能不能安全的起飞、在飞行过程当中按照我们预定的目标去飞行、其实都跟您控制系统有关，所以人家说控制系统是火箭的神经中枢或者是大脑。

孙：对。控制系统指挥火箭怎么按要求去飞，指挥错了，该往前打，打到后面去了，那也不行。因为整个火箭，就像弹药库一样的，一旦出来问题就是一场爆炸，一场燃烧。

记者：出了问题就是爆炸。

孙：出了问题就是彻底的完蛋了，就没有挽回的机会了，所以在这之前，工作做得越多越彻底越好，您工作上一分，风险就会降低一分，一旦疏忽之后，最后您这个后悔药是没办法解决的，就不可能有后悔药吃，就没办法挽回了。

和发射“神州三号”时一样，这次发射四号飞船的火箭控制系统，同样采用了孙凝生建议的余化设计技术，确保了火箭实现载人航天的高可靠性和安全性。从研制“神州一号”开始，孙总就开始打报告申请立项，并用数年时间，潜心研究，攻克了多种形式的关键技术，使我们的火箭控制技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记者：这个余其实对于您们来讲是一个专业的术语，对于老百姓来讲是不是一个备份的意思?

孙：简单的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备份，或者是几个人一块儿干活，您不行了之后，我一个人还能顶得下来。

记者：或者我们常讲的叫双保险吗?

孙：对。

记者：我听说在四五年前您就提出一个方案，长时间以来也有不同的意见，您一直在争取这个方案，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孙：就是因为我站在这个岗位上了，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能够达到将来宇航员的安全，起码在我负责这一部份上，不要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努力，出了问题，那将来我将成了罪人了。

记者：后来我听说当批下来的时候，到实施时间是非常紧的，在这样的压力下，您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

孙：争取各种办法，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时间，就是拼也要把它拼出来。

记者：当时就是拼的感觉。

孙：只要你去拼总觉得可以实现它，而且总可以干的更好一点。

与很多航天人一样，孙凝生属于默默奉献的那种人。火箭研制是高风险的工作，压力大，任务重，根本顾不上家。孙凝生一家四口都干航天。老伴是清华时的同班同学，2002年9月，同样担任副总设计师的大儿子，这个航天之家遭受了巨大打击。

记者：我听说两个月前，您的大孩子，他好像也是另外一个型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在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中去世了，这件事情对您的打击非常大。

孙：对，心情是很悲伤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心情也是不好的，现在稍微好一点，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想起来的。

记者：但我听说，尽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您依然没有耽误“神舟四号”飞船的发射。

孙：跟家比，发射责任更大，家里的事情总是我个人的事。

记者：但是您的同事发现，这一次您过来以后，比以前更加沉默了，而且您的白发也多了。

孙：老了。

记者：回想起来，从事40多年航天工作，付出那么多的代价，长年累月的去奔波，经受这么大的压力，往往成功的那一刻，您并不是站在第一排，而失败的时候，您很可能会站在前排，那您觉得从事这个职业，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您?

孙：我这个人对名和利这些东西，不能说不想，但是我不是过多的看重它。我觉得一个人总要干一些事情，既然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从我的主管来讲，我尽到了我的责任，发挥了我的力量，我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