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入学那一年

丁文魁

光阴似箭，从1958年入学，一转眼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自动控制系也迎来了建系50周年华诞。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是在清华园度过的，母校和自动控制系的培养使我终生难忘。它不仅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知识和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帮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而且也给了我健康的体魄。使我毕业后，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老师的期望，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在平凡的岗位上，艰苦敬业，勤奋工作、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回忆起50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初到清华园

1958年初秋，我揣着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带着少年时“到北京去”的梦想，带着对“红色工程师摇篮”的憧憬，告别了故乡和亲人，从东北的一个小镇乘车前往北京。9月8日中午，火车到达前门站。一出站，迎面有许多高等院校迎接新生的旗帜，但我一眼就看到了印有黄字“清华大学”的鲜红的旗子，下面是清华大学迎新站，顿时我感到非常亲切，老同学热情地接过我的行李，装上了校车。迎新站已经聚集了不少新生，一会儿校车便拉着我们，沿着通往西北郊的林荫大道驶向清华园。

校车一到学校，老同学和先到校的新同学就把我们围了起来，这个帮着拿行李，那个问我从什么地方来，热情的笑脸、亲切的问候、一双双温暖的手，使我新来乍到的陌生感一下子便一扫而光。清华园，是一座风景如画的校园。初到，看到的是绿荫、红楼，感到它大极了、美极了。这，就是我对清华园的第一印象。

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到。在体育馆前西大操场东侧的小树林里，张贴着新生分班情况和有关报到的说明，我赶忙到那里去找。我的录取通知书上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可在电机系的名单里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老师说有可能在自动控制系，我一看，名字果然在那儿。原来，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展尖端技术的部署，1958年7月成立自动控制系，将无线电系的计算机专业和电机系的自动控制专业划归自动控制系，共24个班，近600人，主要是从校外和其它专业调整来的。所以，我们是自动控制系第一次直接招收的学生。当时的自动控制系有自动控制和计算机两个专业，由于与国防建设有关，故分别以代号相称，计算机专业称550，自动控制专业分4个专门化：510(飞行器自动控制系统)、520(自动控制原件)、530(自动控制理论)和570(核能自动控制系统)。这是一个国防尖端科系，专业学科方向及课程内容均保密，能调整到自动控制系，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建系时，系主任是我国著名的自动控制专家钟士模教授，党总支书记是凌瑞骥老师。

我们自动控制系1958年入学的新生200多人，分为8个班。开始计划学制5年，1963年毕业。那时以清华系别、毕业年号的末位数及班的序号来命名班号，因此班号为自301班至自308班，我被分到自308班，全班30人。每个学生还有一个唯一的学号，我的学号是580625。据说，那年学号在581000以内的都是保送生，我们自动控制系由于是尖端科系，所以保送生特别多。不久，清华决定改为6年制，我们将于1964年毕业，因此，也就改为4字班，班号为自408班。

我们班的30人中，男生有：王志文、王美亮、王秉忠、王宗楷、汪光春、赵云祺、吕经邦、周山保、何士龙、梁润成、顾乃平、吴金元、吴德新、张礼春、钱元成、张忠顺、张贵泰、张子瑞、钟克钧、武士英、周昌谦、韩明、魏兴华和我24人。女生有：胡明明、胡秀珠、温淑琴、李惠芬、曾祖瑞和陈雪娟6人。后来，人员和班级进行了多次调整，我们改为自406班。我们班的第一任班长是顾乃平，团支部书记是周昌谦。我们刚入学时，男生住在13宿舍，女生住在强斋。

我们戴上了“清华大学”长条形校徽，白底红字，毛主席手写体的校名在胸前闪闪发光，它将陪伴着我们度过6年美好时光。9月12日晚上，在后体育馆举行了隆重的迎新大会。蒋南翔校长作了报告，他介绍了清华的历史，向我们展现了6年美好的大学生活。他说：今年招生2823人，不仅数量是最多的一年，而且政治质量也很好。他鼓励我们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锻炼强健的体魄，学习好科学技术知识，又红又专。在清华6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一直记着校长的教导，也努力地按着他对我们的要求锻炼成长。

紧接着，紧张的学习、迎国庆训练、百花山劳动、大炼钢铁、教育革命……，在清华火热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到天安门去

1958年10月1日，是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国庆节。记得上小学和中学时，每到国庆节，我在家乡参加庆祝活动时，都向往北京，想着天安门，盼望着能有一天到北京去，走过天安门，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了，拿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花朵，一路欢笑着、跳跃着，出南校门直奔清华园火车站，从那里乘火车，到建国门下车，再步行到东单北大街，此时才6点多钟。我们在那里休息，等待着国庆检阅那一庄严时刻的到来。10点整，雄壮的国歌声和轰鸣的礼炮声通过扩音器，响遍东西长安街。首先，陆海空三军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检阅。在阅兵式后，我们群众游行队伍开始通过天安门，工人、农民、学生……，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招手，虽然看得不太真切，但也可以分出领袖的身影。这时我们好像忘记了一切，只是舞动着花束，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看啊看，不停的看，喊啊喊，不停的喊，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真感到自己属于这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属于960万平方公里的我的共和国。走在天安门广场，使人更加感到北京的宏伟、祖国的博大，我真想喊一声：祖国万岁!在这时，我真正地体会到了做一个中国人的伟大和骄傲。

夜幕降临大地，天安门广场华灯灿烂，探照灯的光束扫过蔚蓝的天宇。我们参加了联欢会，整个广场欢腾起来，歌声、舞曲声响成一片，我们载歌载舞，尽情的欢乐。8点半，五颜六色的礼花腾空而起，千姿百态，漂亮极了，我从没看过放礼花，看了真开心。

百花山劳动

1958年入学时，正值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百花山劳动是我们进入清华之后的第一课。在那里我们“挥银镐，踩云端，为首都铺下锦绣地毯”，在那里我们这个团结、进取、奋发、向上的班集体开始形成，劳动虽然只有半个月，但却使我们终生难忘。

10月4日那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准备起程，老同学前来相送，西大饭厅前热闹非凡，我们很受感动，当时我写下了这首《相送》的诗：

早晨，东方还没启明，

绿化大军就要出征，

清华园操场人欢腾，

老同学热情来相送。

“新战友!

保持清华光荣传统，

团结、互助、爱劳动。”

“放心吧，大哥大姐!

过去你们是十三陵的好汉，

今朝我们当百花山的英雄。”

百花山，位于京郊房山县，海拔近2000米，是北京地区第一高峰。汽车出广安门向西南行驶，天渐渐的亮了，繁华的北京城已经隐去，不久就上了闻名于世的卢沟桥，过去只在书上读过它，今天终于见到了，花岗岩的石拱桥和精美的石狮子闪过了车窗。车还是向西南行，路越来越难走了，车开上了河谷，沿着干涸的河床，在卵石上颠簸。汽车继而开上了小路、开上了山坡，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缓缓而上。下午2点钟，我们到了百花山脚下一个叫柳林水的地方，汽车走的路再也没有了。就此，背上行装向大山进发了，山越来越高了，我生在平原，第一次见这么高的山，感到新奇好玩，但是渐渐的累了，天也黑下来了。大约晚上9点钟，我们爬了40里山路，才来到海拔1000多米的一个小村庄，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秋林铺。这里的村民们住在盘旋的山间小路两旁，好像一户就在另一户的头顶上。先遣队员和村干部把我们带到老乡家，乡亲们真热情，这里没有电，就点着油灯出来迎接，为我们引路，在老乡家安顿好了，已经半夜了。虽说是京郊，但这里很闭塞、很贫困，老乡衣裳褴褛，吃的也不好。山上有丰富的山果，红果、核桃…，红果熟透了就自己掉下来，树下红红的一片，由于交通不便，也运不出去，就这样白白的烂在地上，真可惜。在抗日战争时，这是游击区，这里的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少牺牲。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投入到劳动中去了。从小村向上远望，山峦起伏，但树木稀少，多半光秃秃的，南面的最高峰就是百花山主峰，很雄伟。我们的任务是在主峰下的几座秃山的山坡上挖树坑，待来年春天种树。树坑分两种，一种是长方形的，在山坡上一行一行的，叫“水平条”;另一种是单个的坑，相互岔开，像鱼鳞一样，叫“鱼鳞坑”。我们早出晚归，一干就是一天，中午在山上吃凉馒头就咸菜，有时连水都没有，可我能吃上一斤多。那时我们年轻气盛，一天下来累极了，但我们下山时仍唱着歌，谁也不在乎。百花山人朴实、热情，对我们关心、照顾备至。我们尽管一天劳动下来十分劳累，但晚上还都主动帮助房东干些零活。半个月下来，树坑满山遍野，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高兴极了。

在劳动中，我们班同学争先恐后，团结友爱，相互帮助，受到了表扬，这对后来优秀班集体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也经受了一次劳动的磨练。从百花山回来，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

第二年秋天，那里的乡亲们还特地送来了红果、核桃等，对我们绿化他们的家乡表示感谢，百花山人真好。我们都想再到百花山去看看，这个愿望在校时一直没能实现。

周总理来到清华园

八月里的喜事儿说不完，

周总理来到了清华园。

天上的太阳格外暖，

地上的花儿格外鲜。

幸福的脸儿齐欢笑，

好像孩儿围在娘身边，

总理拉住咱的手，

千言万语说不完。

总理参观咱展览，

满面春风笑开颜。

样样产品都仔细看，

参观完了指示咱：

努力学习多劳动，

要咱青年赶上前。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前进前进再前进!

一到清华园，就听到校内流行着这首校园歌曲《周总理来到清华园》，唱的是周恩来总理1958年8月来清华视察的动人情景和清华师生的兴奋心情，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能见到周总理那该有多好呀!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58年11月23日上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来清华。清华园里像节日一样，鲜花摆满路旁，中朝两国国旗和“欢迎金日成首相!”等横幅标语迎风飘扬。当客人来到校园时，同学们夹道欢迎，热情欢呼，总理陪着金首相走近了，他向欢迎的人群轻轻地鼓掌致意，他的步伐是那么坚定，我们也拼命的向总理鼓掌，眼睛不停地看着总理，根本忘记了是在欢迎金日成。总理就从面前走过，距离不到两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也是距离最近的一次。

那天上午，金日成首相、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在蒋南翔校长陪同下参观了课堂、工厂、试验室、综合电厂。下午金首相和周总理要在大操场和师生见面，不到1点钟我们就列队来到大操场，等候欢迎客人们。我记得我们系的位置是在大操场中间靠明斋的一面，离主席台不太远。1点半，周总理陪同朝鲜贵宾缓步走上体育馆主席台，向大家招手，军乐高奏，下面掌声雷动。在蒋校长致欢迎词后，金日成首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主席台上周总理一直微笑着，注视着台下师生员工们，我们也目不转睛地看着总理。这是多么快乐的一天啊!

勤奋地学习

作为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工程师的摇篮”，清华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于世，在大学的6年里无时无刻不体会到这一点。

由于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清华也不可能不受到“左”的影响，生产劳动被列入教学计划，尽管清华努力做到不停课去搞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但我们大一时劳动仍偏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础理论课的学习。有些课程试办电化教学，而当时的手段又很落后，教学效果不好。学校很快发现了问题，总结了经验，纠正了这种做法，使教学按着它的固有规律进行。很快，我们都感到学习有了很大进步，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重视基础课教学是清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老师主张我们课前预习，课后及时复习，独立思考，搞清基本概念。每一段课的内容都包括讲课、复习、习题课、课外习题这样几个环节。课堂上老师特别注重讲清基本概念，鼓励同学课后多看参考书，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当时发给学生5张借书证，每张借1本书，我常常把5个借书证用得光光的。习题课多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提示要点，举一反三。课下作业题目不多，但非常精练，起到巩固讲授的知识的作用。由于清华集中了各地尖子生，我虽然在中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在同班的高考精英们面前就相形见绌了。入学之初，学习方法也不太适应，但在清华学生浓重的学风熏陶下，我和同学们一样学习非常认真、刻苦、努力。

大一没有固定教室，两节大课之间休息20分钟，校园太大，换教室可真紧张，特别是两节课若分别在东、西区，就只能一路小跑了。那时京包铁路从清华园内穿过，如果正赶上过火车，那就更紧张了，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课余我们最常去的要算是图书馆了，如果第一节没课，总是老早就去饭厅拿上个馒头，边吃边去图书馆，生怕去晚了找不到座位。图书馆前，在开门前就堆满了人，门一开，大家就一拥而进，在这一刹那，同学们都似乎失去了清华人的文雅。如果是课后去图书馆，那情形就不同了，宽大的二楼阅览室常常座无虚席，那么多人看书却很安静，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如果站在门外听，还以为室内没什么人呢，但一走进门，就发现屋里竟有那么多的人，就使你不由得把踏在地板上的脚步放得轻轻的，待找到一个座位后，轻轻拉开椅子，轻轻坐下，然后轻轻打开书本，唯恐打破了肃穆的气氛，干扰了别人。我们常去念书的地方还有北院、三院、新水利馆、二教等。

这一学期，我的考试课全部得到五分，考查课也全部合格。

注重全面发展

清华十分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培养。

学校一直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新生开学典礼是第一堂政治课，讲传统、讲责任，要我们做一个真正的清华人。我们入学这一年正赶上“大跃进”，思想教育内容就更加丰富了。我们的思想奋发向上，努力去实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我们到校不久，党委就做出了在全校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决定，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使全校师生提高觉悟，进一步改造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

百花山劳动回来，11月中旬，我们又参加了大炼钢铁，在小土炉前“炼红心，洒热汗，为1070(万吨)而战”。白天上课，晚上炼钢，累极了，但我们谁都不甘落后。那几天炼出了钢，学校很高兴，半夜在东操场放电影，记得电影叫《画中人》，挺好看的，但我太累了，看着看着就坐在地上睡着了，直到电影演完。清华的大炼钢铁运动也影响了我们的学习，学校较快地停止了这个运动。虽然，后来证明大炼钢铁运动是错误的，但它对培养我们劳动人民感情、一心想把祖国建设富强的信念，却起到了很大作用。尽管那个岁月的教训值得总结，但是，那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代人留恋和回忆的年代。

我在大学的思想成长是和我的社会工作分不开的，而校报《新清华》则为我提供了这个舞台。也许是因为档案上写着,我在中学做过团委宣传委员，所以到校的第二天，校团委宣传部就有人来找我，让我做校报《新清华》的宣传工作，由于在中学一直担负社会工作，我也挺愿意在大学里继续做些社会工作，因此就接受了这项任务。国庆节刚过，发了一张用厚厚的白纸印的“采访证”，证上写着我的名字，证号为026，还盖着团委宣传部的红色椭圆形图章(当时《新清华》的学生记者工作由团委宣传部协助管理)，用它可以在校内各处采访。就这样我成了《新清华》的报人。

万事开头难，记得第一次接受采访任务，是报导电机系一个班的同学谈入学后感想的座谈会。我带着笔和本又高兴又紧张地来到了这个班，开会了，大家谈得很热烈，可我坐在一边，紧张得连捏笔的手都出了汗，也没记下几个字，采访失败了，以后写了几次稿子也没用上。但是我并没灰心，百花山劳动之余，我写了“战斗的任务，愉快的劳动，10天完成700亩造林任务”的消息，虽然写得不好，但校报编辑为我亲手修改，在第373期《新清华》上发表了，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稿子。在这之后，我更加热爱记者工作了，大学期间在《新清华》上发稿近百篇。

一入学，我们就被清华师生积极锻炼身体的氛围所感染，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的口号早已深入人心。每到下午4点半，同学们就从教室、图书馆、宿舍汇聚到操场，打球、做操，也经常跑步到圆明园、颐和园。我们团支部和班委会非常重视同学们的体育锻炼，号召大家天天上操场，集体活动对青年有很大的凝聚力，在操场上大家相互鼓励，相互帮助。这年10月，国务院公布《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劳卫制”)，学校大力贯彻，也促进了我们体育活动的开展。初入大学，不能一下子都适应这里的生活，班干部经常了解有些同学不愿锻炼的原因，针对大家的不同爱好，组织了多种活动和小型比赛，培养大家的兴趣。体育锻炼的活力也吸引着我，使在中学不爱参加体育活动的我,也成了体育锻炼的积极分子。11月，在一次10公里竞走测验中，达到了这个项目的国家三级运动员标准，为此，我还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发的国家等级运动员证书，证书编号是京字第0278490号。

我们入学的第一年，就这样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除夕之夜，一年一度的除夕大型晚会在中心会场西大饭厅举行，首先是舞会，学生文工团乐队伴奏、合唱队伴唱。第7饭厅也举办小型舞会，还备有杂志、棋类供同学们使用，北院则是“大观园”，有电学游戏、灯谜等，优胜者还能得到校景贺年片、信封等一些小纪念品。大礼堂连续放映新电影。我们先是到西大饭厅，然后到各处走走，最后再回到西大饭厅，在那里听新年钟声，听南翔校长讲话，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作者简介]丁文魁，男,1939年出生，黑龙江省阿城县人，高级工程师。1958年保送入自动控制系自406班就读，曾任《新清华》学生记者，校广播台编辑。1964年毕业,并分配在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工作，一直至1999年退休。曾任副院长，兼任中国核工业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核工业教育》杂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副秘书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