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校计算机学科同起步共成长的先进集体数0班

吕映芝 柳西玲 林行良 蒋维杜

我们二十六位同学，分别来自我校机械工程系、土木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动力工程系、电机工程系、无线电工程系、工程物理系等的各个不同的专业。1958年那个热火朝天的暑假开始，我们在各自专业，响应党的号召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知识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分别在校内外的工厂、工地参加大学三年级的生产实习，接到学校转系通知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厂、工地和工人师傅，陆续返回学校。我们26人在当时刚建立的工程力学数学系中，组成了数0班。

战斗中成长的集体

班级成立后系里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们说：“让你们来学计算数学，将来计算上天的卫星轨道，但是目前还没有计算机，你们需参加911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计算机是什么样的?除了有些同学1955年在前苏联的工业展览会上见过一面外，我们都一无所知。当时我校自动控制系(计算机系的前身)已经建立了计算机专业(是现在的硬件专业)，有了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及班级。老师们给我们简单介绍了计算机基本原理及构成，组织了计算机基本知识的学习，并赴北京大学学习 “红旗”计算机的设计研制过程。1958年年底开始投入我校“911” 计算机的设计研制工作，我们主要参加了计算机的“逻辑设计”、“外部设备”、“电子线路”等的设计研制。全班分成了六七个小组，有参加指令系统、逻辑设计的，有参加电子线路设计试验的，也有参加磁鼓磁带存储、光电输入、稳压电源等研制的。研制小组都是与自动控制系的计9、计0班同学共同组成。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白手起家，边学边干，在战斗中成长”。

我们是来自全校各个系、各不同专业的三年级学生，作为计算数学专业的首届学生,数学基础知识还差很远。为了能在电子计算机领域开展高技术的科学研究，在电工、电子、机械等方面的基础也还不够，并且参差不齐。为此系里给我们安排了十几门数学、电子学、程序设计等课程的学习，达到了“填平补齐”的目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边学习边搞科研的紧张战斗中逐步成长起来。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在重大任务面前要敢于承担任务、勇于克服困难。

“我是一个材料员”一首歌的故事

虽然我们手头已经有了一些前苏联的БЭСМ机逻辑设计等的部分资料，但该机是三地址的浮点机,而我们要求自行设计制造的是一地址的定点机，其设计思想和技术特征有很大的差异，现有技术资料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分头走访了北京的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等多个已经开展计算机研制的科技单位。由于在当时有关计算机研制的技术，国内尚属起步阶段，而且是高度机密的技术，因此,收集有关技术资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仅如此，包括各种物质器材、金属材料、电子元件乃至加工采购等等也要自己跑，为此我们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寻访了无数的部委、技术单位、企业、工厂。同学们凭着为开创和发展我校计算机学科的愿望，凭着对掌握高新技术的追求和决心，早出晚归、不辞辛苦，体现了当时提出“白手起家，边学边干，在战斗中成长”的口号。为此,同学们编写了一首“材料员之歌”，生动活泼地描述了搜集、钻研资料中的喜、怒、哀、乐，这首歌就好像是我们班级的班歌一样经常被唱诵。之后,我们又把这首“材料员之歌”改编成雕塑造型的歌剧，该剧在1959年大礼堂全校学生新年晚会上的演出，得到了台下观众的喝彩。当时我们就抱着一种念想，对新知识的追求、搞尖端技术的渴望，苦点累点不算什么，得到的是内心的满足和喜悦。

“杜拉铝”的故事

在企求材料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生动而有趣的故事，“杜拉铝”就是其中难忘的一个。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磁鼓存储器是计算机的一种重要外部存储设备，磁鼓本身是使用铜质或铝质的铸件，其外表覆盖磁性材料用以记忆信息，这种铜质或铝质的铸件需要极高的质量，铸件中基本不允许存在有任何气泡。我们走访了很多铸造专业的专家学者、技术单位和铸造工厂，得到的回答基本一致，即，我国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技术水平。但是我校机械系铸工教研组主任、球墨铸铁专家王遵明教授还是给我们指引了一条看似渺茫，实际上颇具希望的方向。王遵明教授告诉我们，在北京有一位专家是某国防单位的所长荣教授，他可能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困难，由于该单位是国防保密单位，因此不能告诉我们该单位的具体名称和地点。事有巧合，之后，在我们走访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局的某研究所时，从接待我们的那位处长那里得知，荣教授是他的老同事、老朋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工夫”，实际上也许应该是“来得太是费工夫”了。

荣教授是航空工业部某材料所的所长,他们所有从捷克进口的一种圆柱型铝锭, 这种柱型铝棒名为“杜拉铝”，其直径60公分、长120公分，从质量到尺寸都完全能符合加工制造磁鼓存储器的要求。我们很顺利地采购到了一根半“杜拉铝”棒，问题是该材料所在北京远郊温泉地区,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怎样把这两个一百多公斤重的大家伙运回学校?为了尽早让磁鼓存储器投入生产，也为了节省经费，我们决定用板车，徒步将铝棒拉回学校。我们的两位同学，在初夏的一天早上五点多钟就拉着板车出发了，来回三十多公里的路程，渴了喝点水、饿了啃一口干馒头，一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回到学校，虽然很疲劳但是很兴奋。同学们高兴且风趣地说“杜拉铝”回来了，原来拉板车的两位同学是许永文、蒋维杜，应在那个“杜”字上啦。磁鼓的长度应该是50公分，要求把直径60公分、长120公分的大家伙分割成两截，我们学校机械厂的锯床达不到加工直径60公分圆柱体的行程。在机械厂王亥臣老师傅的指导下，我们的两位同学用木工的锯子，化费了三天时间，才完成了分割任务。

类似于这样的例子我们遇到很多。我们深深体会到，搞高精尖的科技研制需要丰富的科技知识和严格的科学作风，也十分需要顽强的意志和踏实的创造精神。事实证明，这些体会让我们受用了一生。

奋发图强、生动活泼的先进集体

紧张的研制工作及和繁重的学习任务，让我们总觉得时间不够用，1958～1960年这段时间里，长期加班开夜车。大部分同学整天在工作室，常常要到了半夜才回宿舍躺一会儿。林行良同学更是比其他同学起得早睡得晚，曾经有两个星期都没有打开过被子。由于白天与其他班级的同学一起工作，班上同学很难凑到一起，因而开班会也常常只能安排在凌晨一两点钟进行，开会打瞌睡是经常的事。记得有一次，晚上两点全班聚集在一起准备开会，同学们之间正热烈地交谈着一天来的任务进展及遇到的问题，当班长郑人杰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刚刚安静下来时，突然听到了不小的呼噜声，正当大家把目光转向打瞌睡的同学时，好几个同学几乎同时把食指放在嘴上，并发出了轻轻的“嘘!”、“嘘!”声。她，姚传洪同学实在太累了，让她好好睡一会儿吧!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一幕时，总觉得这样相互关爱的温暖集体，是多么可爱可亲、多么值得留恋啊。那段时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由于劳累过渡，有三位同学先后得了肺结核、肝炎、胸膜炎，在领导和同学们的关心下，经过治疗，他们都陆续恢复了健康，又很快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繁重的工作中。

1958年，正值蒋校长提出了“为祖国至少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号召，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为了使我们具有更良好的精神面貌、更健康的身心、更充沛的精力，学校号召创建三个百分之百的班级：

首先指的是要求全班同学百分之百地成为共青团员。此时，我们班同学已经都是共青团员了，并且已经有了三名(张大鸿、周少伯、吕映芝)共产党员，到1959年又有三名(林行良、刘坤臣、郑人杰)表现突出的同学，被吸收入党。

其次指的是要求全班同学百分之百地通过国家制定的“二级劳卫制”体育运动项目达标标准。有一段时间，学校创造条件使西大操场灯火通明，很多班级都在晚上挑灯夜战。对我们班来说，13秒7的百米达标成绩可能是最大的障碍。记得我们班有两名百米测试的“困难户”，每当他们测试时，全班同学都前呼后拥、呐喊助威，终于让全班通过了“二级劳卫制”。

再者指的是要求全班同学百分之百地获得国家“三级运动员”称号。由于我们班的乒乓球和羽毛球都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因此并不困难，并且很快达到了这一指标。在全校毕业班的乒乓球联赛上我们还得了个第二名，而且班上的六位女同学都参加了全校毕业班的系级篮球联赛，还进入了第二轮呢。

说到体育活动，同学们都不会忘记一个有趣的“花卷出笼了”的小故事，体育干事赵天寿同学当然是我们班体育活动的核心人物，他是我们班最关心集体、最热心班级活动的同学之一。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起床并把大家叫起进行早操，有趣的是他的被子带有宽条红白相间的被面，并且被子的折叠方法是从上到下卷成一个卷，很像一个花卷。于是每当他一起床，同学们就会嚷嚷“花卷出笼了!”、“花卷出笼了!”，紧跟着大家就纷纷起床，从此“花卷”也就成为了他的外号。现在七十多岁了，花卷的外号仍然伴随着他。新世纪的2005年，这位一生关爱集体、瘦小精干的老同学，在北京财经学院计算机系主任岗位上刚退下来的老教授，还因为在冰河中营救了落水少年而上了《北京日报》。

“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班风

为实现“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学校提出毕业设计要“真刀真枪”。我们班的毕业设计，除结合“911” 计算机的设计、研制、生产之外，还结合了当时我校内很多重要的科学研究项目。在计算方法方面展开的研究有：电机系华北电力系统的潮流分布;水利系大型水坝的结构应力分析;工程物理系反应堆分析;程控机床的计算方法及程序设计的研制、力学数学系风动实验室流体力学计算方法的研究，以及动力系、无线电系等有关项目的研究课题。在程序设计方面展开的研究有：实现初等函数(包括三角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开方等等)计算的“标准函数库”;实现包括插值、数值积分、数值微分、高次代数方程组数值解等基本计算方法的“标准程序库”;自动机理论及关于信息安全的校验码等的研究课题。当时911还没有运转，有关计算的课题需要科学院计算所的103及104机(即БЭСМ)上机，上机时间很少也非常紧，并且若干天才能轮上一次。每次一个小组5～6个人总共才有10分钟的机时，而且上机时间都安排在清晨5点，我们需要在凌晨3点起床，步行到科学院做好上机准备。每次只能有一个同学上机操作，上机的那一刻当然十分紧张难免心跳、手抖，因为这宝贵的机会难得的10分钟时间，将检验我们一个多星期的工作成果，从现在上机的同学来看，可能难以想象吧!当时我们编程用的是八进制码，输入用的是纸带，没有任何调试手段，如若结果不对，就得花费好几天的时间来检查算法，检查程序，甚至检查纸带。

我们班的每个毕业设计小组内部及小组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和密切的协作，在全班同学的努力下，我们都很好地完成了毕业设计任务。并在计算方法的误差估计、方程求解的迭代因子选择上通过实际计算获得了许多实际经验。全班对一些计算方法的前沿问题，学会了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联系实际的解决风气。并在自动机理论及关于信息安全的校验码等课题开创了计算机理论的基础认知。得到本系和各系老师的称赞。毕业前被评为校级先进集体及先进团支部。

结束语

重温这三年难忘的岁月，不仅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历炼，终身受益。我们班26名同学中, 因国家需要,有3名同学提前毕业分配到国防单位，8名同学留校在软件教研组任教，3名同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其他12名同学分别分配到国家的科研部门，高校及机密工厂。同学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成为了工作中的骨干，为我国的建设事业、特别是为我国的计算机软件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作者简介]吕映芝，女，1935年出生，山西大同人，教授，1955年入清华土木系就读，1958年转入工程力学数学系学习，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1970年转入到计算机系任教,直至 1996年退休。

[作者简介]柳西玲，女，1936年出生，苏州人，教授，1955年入清华土木系就读，1958年转入工程数学力学系数0班就读，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1970年转入到计算机系任教,直至 1992年退休。1983年～1985年曾赴丹麦做访问学者。以总体设计师之一，兼数据库系统设计师完成国家重点项目“熊猫集成电路CAD系统”，获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已退休。

[作者简介]林行良，男，1936生于上海，教授，1955年入清华土木系就读，1958年转入工程力学数学系学习，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1966年获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1970年转入到计算机系任教，直至1998年退休。曾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计算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享有政府特殊津贴。

[作者简介]蒋维杜，男，1936年出生，江苏人，教授，1955年入清华电机系就读，1957年转入工程力学数学系数0班就读，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1970年转入计算机系任教，直至2000年退休，曾任计算机系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学位委员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分委员会委员。享有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