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友感言】我考进清华大学和计算机系正式成立——李三立

李三立 中国工程院院士(51年入学系友)

前言：1951年以前，还没有计算机系。那时，只有电机系。52年以后，成立了无线电系。58年开始才筹组计算机系。195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招来了一批学生。其中几位是计算机系的最早学生和老师，也是计算机专业的最老系友。我因1951年入学，先在无线电系毕业;后因我国12年长期科学发展规划，把计算机作为四项紧急发展的项目之一。56年我就被派往苏联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作博士研究生，学习计算机，60年底回到清华。先进入自动控制系工作，那时，自动控制系有5个教研组，其中以550教研组最大，这就是计算机系的前身。所以我也算是计算机系的很老的系友了。

1.考进清华大学

高中毕业后，报名考清华大学。记得刚考完全国统考后，心里老是忐忑不安，饭也吃不下。到快要发榜时，一直跑到弄堂口，想买刚刚出版的解放日报。当时，全国大学生和大学总数量并不多，所以新生发榜名单是在报纸上公布的。发榜后，数理化三门就是290分。那时，清华大学很小，学生也不多，加起来全校学生大约在1000位左右。全校师生员工全部一起开全校大会，清华的大礼堂都还没有坐满。我们进校的时候，清华没有校长，只有校务委员会主任，主任是叶企荪教授，副主任是周培源教授。叶企荪不太会讲话，倒是经常由周培源讲话。当时，清华党组织刚刚从党总支转变为党委员会，书记本来是彭佩云，后来是何东昌。我记得在刚刚进入清华大学时，参加新生迎新会时，当时电机系的副系主任钟士模教授(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科学博士，后来回国当教授)来迎新会上讲话，他一开始就说：“过去清华的考生录取分数，都是物理系超过电机系的。今年，你们的录取分数超过了物理系”。我们新生听了都是心头乐支支的。以后，走在清华校园里都觉得“趾高气扬”的。这些迎新的话，62年过去了，至今仍记在心头。

顺便说一下，我考入清华大学时，我是当时全校年纪最小的一个大学生。

2. 分专业

入学在一年级学完以后，到二年级就要分“专业”。当时分得没有现在这么细，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专业。就只分“强电”和“弱电”两种。强电实际上就是电力和电机，弱电就是无线电。正好1952年秋开始实施所谓的“院系调整”(现在看来这是个学习苏联方面的历史性错误。)清华大学的理科、文科、法科等都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为单独的工科大学。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的工科并入清华大学。原来在北京城内红楼的北京大学，转入到燕京大学的校园内。燕京大学就被“消灭”了。由于当时院系调整时，只有老的北京大学有电机系，所以合并到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只有北京大学的电机系。其他的工科系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什么学校的都有，都合并到清华大学来了。

3. 我的清华大学老师

1952年，清华大学专门成立了无线电系。那时的教师没有现在的教师多，我记得整个无线电系就只有7位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给我们讲无线电原理的是吴佑寿讲师(现在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教“发送技术”的是常侗院士(原来的名是“走”字上面一个“同”字，这个字在字典上查不到)，教“电子离子器件原理”的是孟昭英学部委员。清华大学强大的教师队伍给学生带来了良好的基础和结实的业务知识，独立工作的能力和踏实的作风。当时，蒋南翔校长也十分重视体育锻炼。到了下午5点钟，图书馆一律关门，班上干部动员学生都要到大操场进行体育锻炼，宿舍里基本上是空的。那时，体育教研组主任是著名的马约翰教授，他有一些英国血统，穿了一件白衬衫，领子上打了一个黑色“保太”领结，下身穿了一个黑色“灯笼”马裤，讲起话来，经常夹上几句英语：“Boy!....”我记得：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的1951年的迎接新生的大会上，他强调学生要坚持体育锻炼，说着说着，他马上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跑了一个圈。当时，他已经是七十几岁的人了，他说，保险公司保他活到100岁。可惜，他在88岁左右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时，马约翰教授还提倡一种“马氏洗澡法”，即在运动以后，先用热水冲，然后，突然关掉热水龙头，马上开冷水龙头，冲一下身体，等到身体感到有些凉意以后，搽干身体，穿好衣服。他说，这样身体的血管在热水冲洗下膨胀，然后，再在冷水冲洗下收缩，可以使血管弹性增强。(仅供参考，不可盲目效仿)。总之，在这种体育锻炼风气的熏陶下，经过四年的清华生活，我的身体情况大有长进。本来，我在中学年代是身体很瘦弱的，也不会运动。在清华每天体育锻炼以后，肌肉发达起来，体力也大大提高。我当时不用脚，单单用手，可以轻易爬上6米高的绳子，再单用手爬下绳子;单杠引体向上，可以来15个以上;百米短跑可到13秒以内，跳远可到6米。总之，四年的清华大学的学生生活，使我在德、智、体方面都获得了不少长进。这对于我以后的学术研究和身体健康都很有用。

1952年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成立以后，在系内再成立了另外一个教研组，这就是电真空教研组，这也是为我国培养电子元器件方面的人才。孟昭英教授亲自负责这电真空教研组。这是当时中国一些新兴的学科，人才都很缺乏。为了培养师资，在无线电专业三年级学完以后，1954年就把我们6个人调到电真空教研组去(不算正式毕业)，和其他一些教师一起学习新技术。那时，清华请了一位苏联的电真空专家来讲课，此外，还从长春请了科学院的张恩虬先生来为年轻教师讲课。张恩虬先生后来也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并且是中国科学院电子所的所长。孟昭英先生还叫我负责建立“电子离子器件实验室”，并叫我研制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所需的稳压电源。我记得，在我去苏联做研究生以前，在这个实验室里接纳了一批从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其他系转来的学生做实验，这批学生后来就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学生，他们在1957年毕业。

孟昭英先生讲课的概念也十分清楚，他讲电子管阴极附近的电子云和控制栅极之间的关系，至今不忘。我刚毕业后担任他的助教，他同时指导我做一个研究项目，即测量氧化物阴极与阴极金属筒之间的电阻，这个电阻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在阴极电路中的负反馈，从而降低了阴极的跨导和放大倍数。当时，我们还没有网络，也没有搜索引擎，我只知道孟先生很有学问，但是，并不详细知道他过去的各项学术成就，现在有因特网了，也有搜索引擎了;后来从网上搜索一查，才知道他从30年代起，就在美国很多有名的研究单位，做出很多世界有名的学术成果。我觉得，清华大学有这些大师，对于我们年轻人进入科学研究的领域，是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对于我们一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总之，我觉得，在清华大学的这段生活，是我一生难忘的。孟先生已经过世很久了，在他100岁诞辰的时候，清华大学组织了一次活动纪念他，我和他过去的一些比我更年长的老学生(解放前毕业的老学生)，都到清华主楼的后厅来纪念他。我也怀着深深的尊敬之情，纪念我的老师、把我带上学术研究道路上来的带路人。

4. 开始进入计算机领域

1956年，我国正在制定“12年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计算机列为四项紧急发展项目之一。当时无线电系党总支书记在8月中旬和我讲，要我去苏联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当研究生。我们9月2日就乘火车，动身去苏联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列别杰夫命名的计算技术研究所做研究生去了。“紧急”也真是“紧急”。

我在那个研究所做了四年四个月，1960年底才回国。

5. 计算机系的成立

当时，我们系里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叫周寿宪，那时他是副教授。另外，我们还有刚才提到的56年进清华培训的计算机专业学生。他们1957年毕业，也留下四位做自动控制系的老师。自动控制系在1958年正式成立，系主任是MIT科学博士钟士模，总支书记是52年毕业的凌瑞骥。自动控制系的成立，有些是按照当时校长蒋南翔的意思组建的，主要要参与中国的两弹一星。所以其中一个教研组搞陀螺，这和导弹有关，另一教研组搞核反应堆的控制技术。我们550教研组是搞计算机，两方面都可作为工具使用。550教研组主任是金兰，他(1949年清华电机系毕业)也是从苏联莫洛托夫动力学院回国的副博士，教研组副主任是房家国(1956年重庆大学毕业，党总支副书记)和我(1955年清华大学毕业)。房家国主要负责当时西主楼一楼的一台911电子管计算机的工作;我主要负责西主楼四楼的教学工作。那时，楼上还分5组和6组。5组负责人叫胡道元，他是四楼的党支部书记，5组是搞模拟计算机，那时也在搞一台大型的模拟计算机，楼上还有一位老师叫王尔乾负责搞一台数字计算机61号。胡道元和王尔乾都是我上述的1956从上海交通大学调到清华培训学习计算机，因为这计算机培训班办了好几年。所以我们有时开玩笑说：胡、王都是黄埔一期。

6. 文化革命后计算机系正式成立

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由于清华两派爆发严重武斗，1968年7月27日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大约在1970年左右，我们系正式改名为计算机系。

计算机系成立以后在科研上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1972年7月24日我们接受了一个国家的重要科研任务，叫724。它是为我国尖端国防科技服务的，我算是从1972年10月从清华的劳动农场调回来担任724任务的总负责人，直到1974年12月底被鉴定和验收结束。这也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负责完成的较大的、直接用在西北部基地上实时操作运行的第三代与第四代(采用自己研制的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的、为国防服务的计算机。

我还在文化革命后期和文化革命以后，负责完成了一台102程控计算机。102是和精密仪器系的老师合作的，精仪系负责前端光栅移动的测量，我们负责后端的计算的计算机任务。这台设备实际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研制任务。102任务完成后，也投入实际使用，它为五机部的一些精密军工产品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该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了数十倍。该系统获文化革命以后的科学大会奖。

后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又牵头领导很多合作单位，研制电子部下达的小型计算机任务，称为DJS130系列计算机。值得一提的是，DJS130最早用在深圳海关的通关用途上，大大提高了海关工作的效率。DJS130的研制也带动了我国数以十计的城市的计算机批量生产。

文化革命以后，由于大学里要求发表论文等等原因，这样大规模的集中几十位教师(包括合作单位则上百人)的科研研制任务就不太多了。

但是，从国家的学科评审来看，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是一直在全国排第一名。

李三立，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35年生，上海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获苏联科学院副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是国家攀登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计算机百科全书”副总编辑，IEEE中国分部主席，欧洲EURONICRO学会执行理事。担任过我国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和VLSI四代计算机研制的负责 工作，是计算机体系结构先进技术学术带头人。

他在微机、局部网络、RISC和并行处理领域都有学术成就和贡献，是国内微机局部网络和RISC技术的倡导人之一，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虚拟寄存器结构”。他提出的“多端口寄存器堆结构”在90年代新RISC产品中得到证实。发表著译作11部，论文100余篇。其中，“RISC-单发射和多发射结构”获国家教委优秀图书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