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八二班志——元涛

2018.07.30 00:00

计八二班志——元涛

元涛(1988级系友)

班级概述

1988年9月的一个下午,清华园内,天朗气清,在23号楼一楼西侧活动厅,29个面带稚气的新生座成一圈,在班主任容若文老师的引导下,挨个站起来,带着天南海北各种口音介绍自己。从这天起,计算机系88级82班成为一个鲜活的集体,大家朝夕相处五年,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里留下无数难忘的记忆。

这29名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共17个省市,包括北京、河北、内蒙、山西、黑龙江、吉林、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和青海。其中北京有8人之多,江苏3人,山西、浙江和湖北各2人,剩下每省各1人。男生24人占了绝大多数,女生只有区区5人。

计算机系88级共6个班,分班的时候应是将各省生源随机打乱组合,但能看出有明显的人为痕迹,比如说,全年级名字中带“涛”字的李涛、吴涛和元涛,不仅都安排在我们班,而且在同一间宿舍23号楼137,该屋还有曹智若、张燕东和徐凌,曾经以嘻哈风格著称。137隔壁的是135,住着涂鹏、赵天宇、杜毅、夏训范、樊启华和武剑锋,他们是平均年龄最小的宿舍。135的对门是138,有李明、彭爱民、王晓东、王书武、杨三辅和诸葛宇柯,以行动统一为特点。138的隔壁是140,由王前炯、左湘东、范伟、赵明、刘道军和马立民占据。女生宿舍在6号楼,本班五人石瑛、史亚萍、王烽、周俏峰和胡德瑜,她们屋还有86班的周春玲。此外,还有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巴瓦尼后来也编入我们班,他住在留学生楼。

5年时间里,女生们的宿舍先后是6号楼427和7号楼331,而男生们则辗转于23、9和14号楼之间,搬过三次家,住过四间不同宿舍。刚入学时,被独自安排在建筑学院的23号楼,因为是新楼,所以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在这里,一方面远离计算机系传统的9号宿舍楼,系学生科设在9号楼,因此我们受到的管束较少;另一方面与富于艺术气质的建筑系学生住在一起,对我们这个群体喜欢无拘无束的性格形成多少有些影响。大三的时候,经过斗争后老大不情愿地搬回了条件较差的9号楼3楼,大四因为9号楼要装修又搬到14号楼过渡了一阵,最后搬回到9号楼4楼,直到毕业。这几次搬家,各宿舍人员每次都略有重组。

除了涂鹏大一、胡德瑜大二出国外,其他27人,从入学到毕业,在长达五年时间里,一起学习、生活和娱乐,共同经历和分享成长过程的种种快乐和烦恼。

学有所成

我们当年课业繁重,仅数学类的就学了高数、高代、概率、数值分析等好几门,到了三年级王尔乾老师说,学那么多门数学根本就没必要。我们那个恨啊!还有普物、军事、革命史、马哲和社会主义建设啥的一堆,特别是普物实验耗时费力,好像大二、大三那两年我们除了去教室就是去实验室,做不完的作业和实验,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大家就分工做不同课程的作业,然后互相抄,记得好像有谁同时抄若干份作业,把别人的名字也给抄上去了。过多的理论课占用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有些后来也没什么用上,但也锻炼了我们的学习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学会在繁杂的事务中抓住轻重缓急,培养了些许抗压能力。

大一第一次上机,用的是DSP-8机型,那时还记机时,通过终端登录上去,经常死机,打印作业要发送到后台。大二开始接触UNIX,用的是一个什么小型机,学汇编时开始用PC。当时国内刚刚开始出现PC,从XT、AT、286,一直到386,我们都用过。当时谁要是在教研组或者公司用台386,大家都羡慕不已,那时候拷软件还要用软盘,先是五寸的,后来出现三寸的,一个游戏要好几张盘,每个人都有若干个磁盘盒,保留到现在已经是文物了。

大学五年,不论是班上还是年级里,女生的课程成绩都占据前列,我们班男生也有几个成绩不错的,像小杜、赵大、老曹、范伟、诸葛、吴涛等,但似乎我们班的成绩不如其他班,不过我们班同学很注重实践,在校期间就积累了较多经验。不记得是哪个老师很早就提点过我们,计算机是工程学科,关键要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要多动手多实践。

大二的时候,为了迎亚运,各班都要整点动静出来表示对亚运的支持,我们不知是谁创造性地发起到校外去杀毒的活动,当时病毒刚开始出现,我们分成若干个小组,然后各自主动联系有PC的大单位,到他们办公室杀病毒,那时候常有沙尘暴,在屋里看外面黄沙满天,想着其他同学在外面挖树坑,优越感油然而生。老左等人很早就在中关村给公司攒PC,腰上很快就别上了BP机。大三开始,不少同学如六毛、小武、老左、吴涛、老鸭和李明等就开始在校内外接编程的活,大四后,我们分到各教研组,陆续参与或承担一些项目,三辅、李涛和元涛等人还给希望公司翻译最新的专业书。在当时条件下,实际工作过程中碰到问题问老师多半是不成的,另一方面解决了什么疑难杂症也想和大家交流分享,于是我们和7字班的同学弄了一个不定期的技术沙龙,大家从这儿互相学到不少课堂上没有的东西,比如赵明推荐C++语言,六毛和小武自学软件工程方面的知识等等。这些在校期间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日后工作打下了较好基础。

老师印象

五年里我们的老师很多,跟我们接触最多最久的是第二任班主任王雅琴老师,她的年龄跟大多数同学的父母差不多,和蔼可亲,对大家的关心无微不至,我们很多同学至今仍念念不忘她的细心关照。大三时学校组织义务献血,系领导给全体同学进行动员。由于从来没有经历过,大家既兴奋又紧张,统一到校医院进行体检,然后回宿舍等待通知,王老师亲自把关,把那些体检合格但体质比较弱的同学都从名单上拿掉。之后,王老师还买了一盆鲫鱼熬汤给大家,记得女生们在王老师家洗鱼洗了一下午。大三下学期,王老师帮助好几位同学安排到教研组,较早承担一些实践任务,毕业前,对每个同学的去向都细细过问。有一年元旦晚会,王老师怕我们钱不够花,和她老伴罗老师拿出自己的钱来补贴。

我们入学报到后接触的第一位老师是首任班主任容若文老师,好像他当时研究生刚毕业不久,是个阳光的帅哥。他帮助大家熟悉新的环境,指导我们转变思维,要努力并善于学习,还特别要求北京的同学不能歧视外地同学。他还积极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跟大家打成一片。大一下学期我们停课后,到五月底我们大都还呆在学校,每天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学校是否会复课,各种消息很混乱。容老师召开一个班会,简短无误地告诉大家他认为不会复课了,强烈暗示大家立即各回各家,于是我们大多数外地同学很快离开了北京。好像是大二时,容老师要出国,于是不再担任班主任,他现居美国。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很敬业,也各有特点,比如高数的马振华老师,讲到一个三点式公式,借题发挥,说此三点式非彼三点式。教高代的是位女老师,每次在黑板上做大规模演算写下无数步骤时,看得我们眼睛都发酸,偏偏她每次都淡定地说就这么简单,让下面一片叹息。上模电的老师,口头禅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最有气场的应属系主任王尔乾老师,上起课来挥洒自如,气势如虹,曾经说:“后面那个拿望远镜的,怎么上课用那玩意儿呢,又不是动物园!”我们那时经历过89动乱,敢在课堂上嘘任何老师,长达一年多之久,终于在王尔乾老师的一堂课上,被他好好数落一番,从此打住。脾气最好的应属钟玉琢老师,曾经有一次上午头两节课,问计82的课代表来了吗?没人应,然后问82班的班长或支书在吗?没人应,接着问82班有谁来了吗?还是没人应,钟老师居然没有发半点儿脾气,说那其他班同学转告一下吧。据李涛的提议,最性感的当属教选修课《周边战争史》的女老师,每次都吸引众多男粉丝(当年还没这个词)争着坐在前排,老曹不知吃了啥豹子胆居然自告奋勇作为代表去老师宿舍套考试题。最幽默的是革命史老师,说到宋美龄在蒋介石追求下抛弃前男友,老师抬起腿使劲地蹬了一脚。他的课很受欢迎,我们还请他来宿舍座谈,他对大学生活的单调表示同情理解,说不像他们,夫妻还可以吵吵架。最有激情的当属大一体育课的刘老师,年纪比较大,但永远都是干劲十足,说话中气充沛,每节课让我们完成一个十二分钟跑。还有最语重心长的寄语,系主任王鼎兴老师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说:“做人要正直,做学问要严谨,做官要清廉。”

人生起步

大一入校,我们班男生孤悬海外,单独住在远离计算机系9号楼的23号楼,不在学生科的眼皮底下,充分感受到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不用考虑学生科提什么要求,这个不能,那个不行的,也不用跟其他班攀比,比如什么文明宿舍的,爱评不评,只要我们自己舒服自在就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必考虑他人特别是管束者的评价标准。

23号楼是建筑系的大本营,大门口张贴的每张海报甚至小小启事都极富创意,各种优美的字体,充满想象力的图案让人驻足品评。披着飘逸长发穿着风衣的建筑系男生,背着画板,进出引人侧目。晚上熄灯后,在阳台上轻快的吉他伴着年轻的歌声,挑动着每个人的情绪。虽然我们做不到如此奔放,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1988年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思想活跃期,各种思潮相互碰撞,虽然我们还是刚刚离开父母的孩子,对很多方面还懵懵懂懂,但也能感受到社会正处于巨变当中。到了89年春天,某前领导人去世,十食堂门口的广告栏刚开始贴着小张的悼念文章,后来越来越多,纸越来越大,字也越来越大,很快贴满了整个布告栏。然后出现小规模上街游行,各种人士开始在各高校演讲,很快架起了高音喇叭,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停课了。天安门广场聚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各类社会人员,学校说大家可以先回家了,我们陆续离京,个别同学到最后一天居然在广场上。最后,局面失控,但很快尘埃落定。刚刚大一的我们,从看热闹开始,渐渐想去观察,去思考,但得不到能有说服力的理由,看不清方向,看不到未来,这种迷茫和压抑,影响了我们很久。

大一暑假复课后,每周有一个下午要政治学习,然后还请各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老师来宿舍座谈。至于有什么收获,仁者见仁而已。从那时候起,上大课的老师只要稍有不慎,学生就会疯狂地发出嘘声,敲打桌椅,在校礼堂看电影或者演出,换片子多停个几秒种或者出个小纰漏就会引来如潮般的嘘声、口哨和骂声,如果宿舍不慎停电,甚至正常时间熄灯,只要有人带头,即有无数啤酒瓶从楼上楼下倾泻而出。这种不健康的情绪持续了一年多,学校无能为力,只能让它随着时间自愈。我们年级则终止于大三王尔乾老师的一堂课上,一片嘘声中,老师终于忍无可忍,狠狠数落了大家一顿,从此很少再有这种无理的发泄行为。但是,我们对权威的态度却多少保留下来,看看那些被驯化的低年级学生,总想发表些议论。

90年代初,全社会开始热衷“下海”,当时有一种说法:“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人民待开张。”中关村那时日渐繁荣,四通、科海、希望等公司如日中天,各种大小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大三开始,我们更加实际,那场风波带给我们的影响逐渐散去,大家不大怎么去想那些想不清的事情,专注专业学习,要么开始准备TOFEL,要么出去打工。当时的社会导向和我们的注重实干,不知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家的择业,目前我们班同学基本上都在企业,没有公务员,好像连事业单位都没有。

那五年,有无数经典歌曲伴着我们度过每一天。今天,每听到一首老歌,就能让人瞬间回到从前,想起当时的一个人,某件事,看到曾经青春飞扬的同学们,听到你我年轻声音满怀激情的声音,甚至能够闻到夏初杨树花漫天飘舞时带着淡淡的香味。大一的时候,我们把《永远不回头》当作班歌,好像是在校过的第一个新年,全班同学高歌。

当然,我们也记得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和《我是一只小小鸟》、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罗大佑《恋曲1990》、Beyond《光辉岁月》,还有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每段歌词、每段旋律都经久不息回荡在楼道里,被我们反复吟唱,大概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大四大五,基本上由郑智化带点颓废带些沧桑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仿佛唱着《水手》毕的业。它们激励着我们,带给我们快乐,或者安抚着我们的困惑和迷茫,永远成为我们青春记忆中的重要元素。

那时候,中科院礼堂会播放原版奥斯卡影片,一般都是近期获奖的片子。那些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芒和人性的复杂,也让我们初识丰富多样的价值取向。其中的一些影片已然成为经典,依然流传至今,比如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死亡诗社》、阿汤哥的《雨人》等等。国产的电影好像没有什么说得上的,倒是电视连续剧《围城》深受大家喜爱,记得当时我们是在一教看的,看到高兴之处乒乒乓乓地拍桌椅。那阵子刮起了钱钟书热,大家纷纷找了原著仔细研读。

1988到1993五年时间里,中国发生着剧烈的社会变迁,文化正在多元化,对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家门的孩子,对每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轨迹究竟产生了多少影响,短短几段文字无法描述清楚。

趣闻轶事

我们班的各类趣事糗事多得数不清,现在回想起各种细节依然让人忍不住开怀大笑,其中要论涉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属大一那年愚人节玩笑。

话说,3月下旬某天中午,几个男生在138宿舍吃着饭闲聊,最后就捉弄女生达成共识,于是立马找来笔墨,由赵明同学执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写下了激动人心的招贴海报:大标题“寻寻觅觅”,内容为我女生宿舍诚征友好宿舍一同出游,最后一句煽情的话好像是:“青春不再,寂寞难耐!”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小武和赵明便骑车四处张贴。第二天,虽然石瑛和她们同屋的周春玲发现并撕掉若干张海报,但即日起,每到中午和晚上就有各系清华光棍们前来光顾女生宿舍,刚开始女生们莫名其妙,弄得满头雾水,不胜其扰。有天中午,小杜和吴涛同学专门找个借口过去打探消息,恰好碰到有其他男生前来示好,被我女生赶走,回来后小杜和吴涛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大家开心得真同过节一般。

但也正是小杜和吴涛在楼梯口探头探脑地窥视谁在敲门,恰好让女生发现他们,于是基本断定就是本班男生们干的好事。接着系里领导也知道了,找女生们去谈话问是谁干的,厚道的女生们宽宏大量,事先已商量好没把自家男生供出去。

女生们表示了对男生的不满,于是男生们决定请她们过来当面道歉,谁曾想这又是一个更大的阴谋。好像是周末晚上,男生们分头派人去女生宿舍和教室把女生请过来,特别是小杜和吴涛挨个自习教室去找人。女生们看大家诚意十足于是一起过来,没想到一进137宿舍坐下,就被单独反锁在里面,然后屋里的电被外面切断。黑暗中,女生们正在议论怎么回事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人在床下用东西钩她们的脚,于是惊叫连连,原来小武已在床下埋伏多时,说时迟那时快,赵明从外面跳上窗台,用手电筒自下往上照扮吓人状,其后一片混乱,最后以小武被生拽出来,女生们气乎乎离去而告终,男生们则在事后打开录音机,品评她们在屋里发出的声响。这件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无头公案。经过了黑屋子事件女生们更是气愤了一阵子,但过后不久就原谅了我们这些心智尚未成熟的大男孩们。

北京城里和周边景点基本上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几乎每次结伴出游都会留下一个故事。离我们最近的圆明园,当时学生半票,可以骑车进去,如果愿意绕道还可以逃票,如同我们的后花园,去的次数比较多。好像是大一中秋,晓东、老武、三辅和石瑛等同学去圆明园划船。当时的圆明园,基本保留了英法联军作恶后的原貌,没有过多的修复。第一次在福海里划船,没想到海里的鱼儿真多,不远处就有鱼儿在水上欢蹦乱跳,这时我们才注意到岸边立着多块“禁止捕鱼钓鱼”的告示。说来也巧,划着划着,不知怎么就有两条大鱼扑通跳到船上,在大多数人还发愣的当口,石瑛同学眼疾手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装进随身带的包里(据晓东同学的记忆,是马季在春晚上兜售“宇宙牌”香烟带的那种黑色皮包)。回到宿舍,大家兴奋地说着,还没想好怎么处理那两条大活鱼,谁曾想对门的元涛见到鱼儿立马眼放绿光,自告奋勇说他负责处理,可以用电炉来煮鱼,只是需要铁脸盆。忙乱中,不知谁自觉地贡献出一个大脸盆,元同学麻利地煮了一盆鲜美的水煮活鱼,让大家一饱口福,大家一致说味道好极了,讨论下次什么时候再去抓鱼。周一,马立民从家里回来,大声嚷嚷:“谁拿我的洗脚盆去干嘛了?也弄得忒脏了!”

有一年夏末,7男2女共九人一起去金海湖,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旅游信息少,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到了金海湖只顾看那美景,沿着湖边的公路一直往里走,走到最里面是国家水上运动项目基地,有不少运动员在训练。恰好快到傍晚了,我们才想起来是否在这里借宿。然后跟基地的管理人员商量,他们只有一个大间的宿舍空着,可以提供给我们,里面有足够的单人床。于是男生一排,女生一排,大家分头睡下。熄灯后,大家先是瞎聊,然后男生提议要讲恐怖故事,比如经典的“大黑牙”,话音未落,只听王烽和周俏峰一声惨叫,全部缩入被中,然后大声喝止我们。在男生们再三的保证下,她们终于露头。最后,大家在老武的倡议下,合唱《东方之珠》等和谐度过。

还有一次开学前,好像是5男4女去龙庆峡,住在老乡家里。那时候北京郊区的农民真不富裕,男女同学分别住一间房,睡在炕上,一个人2元每晚。我们看到老乡家里有两口硕大的铁锅,遂决定自己做饭。于是每天出去玩半天,然后去菜市场买菜,好像是石瑛和王烽负责砍价,完了之后好像还多拿了人家两根蒜。回去的路上,路过玉米地,居然有人不顾绅士淑女形象到地里就掰,幸好个别人士觉悟高,喊了一嗓子有人来了,才把他们吓回来。炒菜时才发现没油,看到房东灶台上有一小罐猪油,想跟她讨点来,却不愿意,给了2元方才给了一勺,那时才相信京郊会有农民穷得全家只有一条裤子。我们当时没玩够,商量着多住一天,但底气不足,后来范伟同学义正辞严地说服大家不可逃课,于是大队人马灰溜溜地回学校了。这次活动,让我们多少了解些底层人民生活,接了点地气。

大一刚入学,为了让全班同学尤其是男女同学之间尽快增进了解,时任体育委员的老彭别出心裁,提议组织一次以宿舍为单位的男女混合篮球赛。四个男生宿舍各为一队,四个女生则分配到每队一个。考虑男女在体力和技能上的差别,特别规定每队男生连续投篮不得超过五次,如果男生投篮达到五次,下一次投篮必须由女生来进行,否则要罚分,这样能充分保证女生的参与率。每天午饭后在东大操场进行比赛,虽然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大家到了场上毫不相让,你争我夺,场下的人看得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很快男女生就非常熟络起来。

大二的一个初夏,老左、老武和小武突然同时剃了光头。据老武回忆,他是受了老左的蛊惑,冲动之下就剃了光头,至于老左和小武为啥剃,他也不清楚。好像他们三个一起在东区浴室附近的一个小理发店剃的,同出同进,平时上大课基本坐后面,那时偏要一起进教室,然后机找会并排坐前面。这三个光头为我们班大大地争了光,好像连上课时都引来老师一番点评。他们走在外面吸引大量眼球不必多说,连宿舍楼道里都亮堂了许多。教室里还有很多笑话,上军事课的时候,有个同学跳窗早退,老师看到了跟大家说:“都什么素质啊,还大学生呢,丢人!”有一次上马哲课,下课的时候,几个同学想走近路跳窗而出,被楼管大妈看到追了上来,其中一人穿拖鞋跑得慢被当场拽住,该大妈想登记他的名字以法办又怕其报假名,于是翻开他的书包拿出笔记本,得意地抄下“马哲”二字然后放人。

大三时,系里要求男生搬回9号楼,开始男生想尽一切办法想赖想拖,甚至想出选女生做班长和支书,这样我们这边没有班干部,不会被逼得太紧。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老大不情愿搬回9号楼,来到了学生科眼皮下。我们和学生科的老师间互相看不顺眼,逐渐积怨,终于在那年元旦前一天矛盾大爆发。那天下午,学生科赵美琴老师到324宿舍来查看是否有火锅、电炉等,怕新年晚上聚餐不安全,看到我们借来的火锅就摆在书架上,于是问在宿舍的同学这是谁的,谁想到没人理她,弹吉他的弹吉他,该换运动衣的当面照换不误(后来引申为耍流氓一说),另一位男老师进来想拿火锅时,我们某位同学毫不客气地说:“你怎么能随便到我们这来拿东西呢?别人能随便到你家拿东西吗?”把他们气得当时话都说不出来。他们的办公室就在324楼下,在暖气管道穿过的地板上有一个小洞,趴在床上可以清晰地听到他们的愤怒之声,那几天我们不仅听他们的各种言论,也听到我们班领导周俏峰和王烽不断替男生道歉。这件事,我们不懂事过于自我,但同时也体现了叛逆和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

我们那时候娱乐内容很少,没有互联网,电视也只有足球赛或世乒赛时才看,所以在宿舍里玩的最多的就是扑克和麻将。拱猪是其中一个大项目,最开始是个人赛,输了以后用鼻子把猪(黑桃Q)从一堆牌里拱出来,后来是在脸上贴纸条,不过这常常会演变成三个欺负一个,没什么技术含量。所以后来我们结合桥牌,创造性地发明了二对二,每盘结束在纸上计分,先达到负五百分的一方算输,通常由赢家在输家名下画一个猪头,最后看哪方的猪头多。这样一来拱猪顿时变得很有意思,打起牌来,常常吵作一团,非常热闹,因为对方泄露非法信号而指责,同伴之间因对家出错牌也会骂人,然后画猪头时如果赢家过分得意也会伤害输家的自尊心,赢家有时候会故意画个猪屁股,还有美女猪什么的。最有意思的是常常有一堆旁观者煽风点火,比如看拿到猪的人,往往神色不对,出牌磨蹭,似有难言之隐,于是便说某人一脸猪相,或者看到画猪头跟着起哄,让输家火上浇油。只记得此类活动让人又爱又恨,不然晓东怎么每次拱完猪,都要拿起书本,大声发誓重新做人!提到猪,顺便说说诸葛的一句名言,某同学讲到某某长的特像猪,这时诸葛在边上冷冷的说:“不是人长的像猪,而是有些猪长的特像人。”

麻将也同样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毕业后甚至成为国内同学聚会特别是北京常委们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那时我们打麻将小赌怡情,可以用菜票结算,偶尔也玩通宵。到9号楼后,怕被学生科的老师逮住,当时传说被抓的话后果很严重,于是在7字班王川等人的指导下,用棉被把门窗所有漏光的地方都堵上,熄灯后就点上蜡烛,在微光下几双眼睛闪闪发亮。终于有一次还是被捉了现行,那天晚上,话说吴涛同学背对寝室门,刚胡了一手大牌:清一色一条龙,正要兴奋地跟大家收菜票,突然觉得气氛不对:其他三个人全都呆若木鸡,既不抱怨也不给钱。吴涛意识到不妙,回头一看,原来学生科的一位男老师正站在他身后!不过,他居然没有发火,只是没收了作案工具,然后苦口婆心的教育了一番,也没有上报把事情搞大。后来毕业时,他居然又找我们把麻将还了回来,还说欢迎我们以后去他家打,真是宽容啊!

大一大二时拖拉机风靡全班,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全部上阵,打起牌来大呼小叫,几个女生还在小杜他们宿舍玩过通宵。刚开始四个人打两副牌,觉得不过瘾,于是加到四副牌,很快又加到六副牌,最高纪录则是十副牌。手里攥着一大把牌,都不知道怎么放,动不动就是大拖拉机,掷地有声啪地重重甩下去,气吞山河,如果拖拉机不幸被破或者出错了牌,一定捶胸顿足,做痛不欲生状。最热闹的是每个人后面都站着若干个狗头军师,常常是狗头军师们吵翻了天。

在23号楼的时候,135宿舍先后养过兔子和猫。好像是六毛弄了只小白兔,纯白无暇,很可爱, 不仅吸引我班女生来宿舍, 还把楼旁空头地主的小男孩吸引来喂兔子,他满口纯正的京片子,跟小白兔比着可爱。偏偏赶上印象中唯一的一次宿舍卫生评比,兔子被勒令离场,记不清楚它的去向了。那只流浪猫是我们一伙人骑车去十三陵玩的那次,在回来的路上捡的。小武成了它的主人,吃饭的时候,大家用东西去逗它,好像最爱吃猪肝。不过,当时小武同学好像没能好好照顾它,最后似乎又变成了流浪者。

在宿舍楼里,看电视的机会很少,但只要有中国男足的比赛,甭管踢得多臭,大多数球迷同学都会去看,好比臭豆腐越臭越吃。有时候,人多的里三层外三层,最后面的同学脑袋都顶到天花板了,好不容易进了个球,那个激动啊,喊叫声、跺脚声惊天动地,一不小心,站在高处的同学便掉下来。当然输球是常态,于是各种京骂震耳欲聋,完了之后就有人往楼下扔酒瓶,甚至开水壶和脸盆。宿舍楼里经常有小贩出没,悄悄把门推个缝,探头小声问:“要袜子吗?”那时候,我们经常用粮票换若干双袜子,这样懒的时候,可以积一大堆脏袜子再洗或者直接扔掉。粮票也可以用来换手套和鸡蛋什么的,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用电炉煮上鸡蛋和方便面也是件蛮惬意的事情。

食堂是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之一,那里也发生过很多趣事。我们住23号楼时,以十四食堂为主,该食堂常常遭到罢吃抗议,经常看到食堂门口贴着各种大小字报,用诙谐的口吻控诉其种种劣迹,比如说为了给同学们补钙,在米饭里掺上沙子等等,估计都是建筑系同学的才华体现。后来十四食堂里添加了一个乒乓球桌,大家吃饭之余还可以打打球。李明同学至今仍记得囧事一件,某天在十食堂排队买饭,快到时,一车饭卖完了,那个卖饭的大婶就去拉来一车新的米饭, 拿了个耙子把饭耙松,不知是谁在后面多嘴,说那车像高宠枪挑的铁滑车,李明便说那耙子像九齿钉耙,于是大婶就不卖饭给他。李明同学向天保证他真的没有暗喻其身材像猪师弟。冬天晚上我们在宿舍煮面,有时会穿上大衣到食堂外面的大白菜堆顺一颗回来。当然还有大学生之家,没赶上饭点我们常去那里吃饭。有一次,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被弄了个臭名昭著的黑色三分钟,大家心里堵得慌,悻悻然去大学生之家觅食,看到两哥们明显带着情绪,因为排队还是抢位子啥的,大打出手,让边上看的人也发泄一下胸中的郁闷。

进入大五,学业不再那么繁重,大家在外面实践,手里也有些钱,常常三日一小聚,五日一大宴。聚会的地点要么是食堂,要么是学校周边的小饭馆。那时候物价也便宜,一盘鱼香肉丝好像也就几块钱。光吃饭菜无法畅谈人生,于是开始喝酒,主要以啤酒和二锅头为主,但凡碰上大一点场面,基本有人要喝倒。有时是白天,就在食堂外露天,大块吃肉,大腕喝酒,还摔啤酒瓶,丝毫不考虑有低年级同学就从桌边路过去教室。到快毕业时,常常一顿饭要花上几个小时,完了之后七歪八斜地回宿舍躺着。我们班有几个能喝的,老鸭是那种自己想喝就喝,不想喝别人怎么说都不喝的,老武是那种别人一劝就喝的,一喝最终就会趴下的,但赵大是大家公认最能喝的,好像从来没倒过,当然隔壁班的“汤面”也生猛得很,喝起二锅头是用碗盛的。有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在南门外的饭馆喝酒,旁边是其他系的一个毕业班,他们喝得基本都倒了,剩下个别清醒的人不知怎么把他们弄回去,于是我们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回学校去食堂借辆三轮车。他们居然真的弄了辆三轮车来,把人一个个扛了出去,好像我们还帮了忙。

附:

元涛,1988年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毕业后作为创始人之一,就职于福建新大陆电脑。2001年,作为创始人之一,就职于北京捷辰科技。2006年至今,就职于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任企业通信事业部副总经理,从事企业统一通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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