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瑞骥

2011年4月7日在蒋南翔教育思想学习座谈会上的发言

从1952年到1966年，蒋南翔同志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主持清华工作14年。在此期间，我曾受命创建电子计算机专业并参与组建自动控制系，又先后负责过电机工程系和自动控制系的党的工作。14年在南翔同志的亲切指引、谆谆教诲下，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一些感悟和体会。

南翔同志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异乎寻常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贯穿了他的整个教育生涯。

南翔同志一生，从革命时期领导青年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社会主义大学，都在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十分熟悉和理解、对青年知识分子尤为关爱并寄予很高的期望。

他的教育思想源于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认识。革命战争年代， 他参与的党领导的青年运动（主要是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后来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人民革命战争的“第二条战线”。那个时候是争取、团结从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引入人民革命的历史洪流，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实践中锻炼成为人民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了母校，又担任高等教育部的部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再是战斗在“第二条战线”， 而是站在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战场，致力于造就一支具有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 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武装的知识大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1988年春，南翔同志病重，身边的邢家鲤同志流露出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忧虑，南翔同志对他说：“ 形势没什么不好。共产主义总是要胜利的， 社会主义总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大趋势，是历史的必然， 要有信心，悲观是没有根据的。”还说：“要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掌握群众，特别是能够掌握青年，也要相信青年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你们的岗位在青年中，你要到青年中去。”不久，南翔同志就去世了。

这几句肺腑之言不仅是留给邢家鲤的遗言，也是南翔同志对他培养起来的一大批清华干部的临终嘱托。

这些年来，我反复领悟这几句话，感到这正是他的教育思想的灵魂。

一、“要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掌握群众，特别是能够掌握青年，也要相信青年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

1952年12月底，南翔同志回到清华。在化学馆召开的第一次干部会上，他就发出了“巩固和壮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和组织阵地”的号召。南翔同志深知学习革命理论对于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特殊重要作用。 他亲自为教师、研究生、大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在他的倡导下， 清华大学建立了半脱产的政治辅导员制度，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边学习边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在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锻炼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能力，成为又红又专队伍中的骨干。

他认为清华不应该只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1963年他在清华党委工作会议上说：“人们说清华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我们不应该把清华限于培养红色工程师。我有过几任秘书，现在是郝维谦同志。比起曾经做过县委书记的一位同志，郝维谦的水平一点也不差。”“清华为什么不能培养出县委书记、省委书记、部长、副总理？”1965年，南翔同志对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同学说：”有一句口号：’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是不全面的，应该说，我们不仅是培养工程师的， 我们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接班人的。包括将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将在你们当中产生。”30年后，南翔同志的预言成为现实。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随着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必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条战线涌现出来，其中大多数会是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优秀分子。他（她）们在大学期间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不仅决定着他（她）们个人的人生道路和方向，也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南翔同志早已洞悉这一历史趋势，他始终把学校的政治方向和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摆在办学的首要地位。

二、“要占领科学高地（制高点）”、“要攀登科学高峰”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新一代知识分子决不应该是只会背诵 “现成结论”和喊口号的“空头政治家”，而是有真才实学、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兴国之士、建国之才，其中就包括学术大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学科领域。中国的高等学校必须及时调整学科布局，紧跟前沿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遗憾的是，1952年底南翔同志到清华主持工作的时候，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已近尾声。清华大学原有的文、法、理、农四个学院都被调整出去。尤其是大师云集、国内领先的物理、数学、化学、生物等极为重要的基础学科顿然消失，严重地损伤了清华的元气。

南翔同志到校后，面对既成事实，想尽办法，主动配合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前进和发展中亡羊补牢，开拓新的天地。刚到校不久，他顶住了高教部苏联专家的主张，不仅把原来电机系的弱电（电讯）组保存了下来，而且把它变成了无线电系，进一步发展成为无线电电子学系。

1955年初，党中央、毛主席决策独立发展我国的核力量。南翔同志主动请战，1955秋在清华大学创建了核物理、同位素物理、无线电物理、放射化学、自动与远程控制、电子技术等10个专业。1956年初又增设了稀有元素工艺、半导体及介电质、固体物理、热物理、空气动力等专业。1956年3月，教育部又批准清华率先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当年开始招生。随后，相继成立了工程物理系、工程化学系、工程力学与数学系、自动控制系。在短短两年内，清华大学的学科布局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水平，清华的发展同关系国家安危和兴亡的重大战略部署紧密地结合起来。

1958年1月毛主席发表《工作方法六十条》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全国掀起了学科学、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北京市的高等学校纷纷投入这一热潮，积极开展科研、攻关项目。一些院校提出要搞几十、上百个项目。南翔同志说“我们就搞三项。一曰‘机’；二曰‘电’；三曰‘尖端’。‘机’，加强学校的机械加工能力，为科研攻关提供自制特殊部件和实验装置的能力。‘电’，建设自备电厂，确保科研攻关的电力供应。‘机’和‘电’都为‘尖端’服务。”

1958年10月确定了由校党委直接掌握的12项重点科研项目，涉及核技术、飞行模拟技术、电子计算机、程序控制机床、大型水利枢纽、国家大剧院等。

同年9月，中央颁布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南翔同志在贯彻这一方针中，创造性地提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口号。认为“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仅是组织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还应当包括结合所学专业积极参加科学实践，充分发挥科学实践对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作用。

1960-1962年，国家遭遇经济困难，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学校的科研攻关项目有所压缩。但是屏蔽实验核反应堆和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第一代数字计算机）等“重中之重”没有停顿，锲而不舍。终于在1964年4月、10月，电子数字计算机和屏蔽实验核反应堆研制成功，相继投入运行。

1965年1月开始研制晶体管小型通用数字计算机（第二代数字计算机）。不久，南翔同志在第二教室楼会议室召开校系和部分教研室的干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军事上取胜，要占领高地，科学上也是如此。当代科学技术上的高地有原子能技术，喷气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从清华的情况看，我们已经建起了一整套原子能方面的专业。喷气技术国家另有安排，我们要配合，但不为主。我们应把发展计算技术作为自己的特点。”“办学校要有特点，清华各系、各专业都应该掌握和应用计算技术，使它成为清华的特点。”

1965年，世界计算机技术处在大型主干机时代（Mainframe Computer Era），计算机的商业应用刚刚开始，硅平面管基础上的集成电路技术尚处在萌芽状态。微型计算机、个人电脑均未诞生。计算机技术的威力和影响力远未显现。在那个时候就能把计算技术同核技术、航天技术并列为科学高地，并且提出在各学科、各个专业普及应用计算技术，形成清华办学的一个特色，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远见卓识。

我常想，南翔同志在清华读书时主修的是文科，以后长期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中，他也很少接触科学技术，为什么他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和观察，远远超出许多业内的专家和权威学者？恩格斯说过：“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南翔同志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科学观的高度，十分敏锐和准确地把握科学的脉搏，预见科学的未来。重视科学、重视科学实践，锐意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并把这些融入办学实践，成为南翔同志教育思想的又一突出的亮点。

清华大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光辉历程，下一个百年，任务会更艰巨、更伟大。南翔同志的教育思想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让我们珍惜它、传承它，把它发扬光大，为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凌瑞骥，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就读，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校党委委员、电机系党总支书记及自动控制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前身）首任党总支书记、精密仪器系分党委书记、清华大学软件技术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