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钟灿（1968自控）

我在清华本科学的是自动化专业，1966年分专业把我分到核潜艇反应堆的自动控制。可惜的是，到清华“200号”反应堆参观回来不久，“文革”就爆发了，课突然停了，但与物理结缘自此而始。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

在“革命大串联” “重走长征路”时，有两本物理教科书——伯格曼的《相对论引论》和布洛欣采夫的《量子力学教程》，伴随我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走到韶山毛主席故居。1968年我被分配到兰州化工公司，干了两年汽车搬运工、修理工后转入仪表车间当仪表工。在集体宿舍时期，每天晚上，同事们在双层床的下铺打扑克，我在上铺看我的两本书，对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的争论尤感兴趣，并坚决地站在爱因斯坦一边，并试着写论文。我这痴迷的“民间科学迷”还感动了两位一同分配在兰化的朋友，一位是黄昆先生的侄儿，一位是谈镐生先生的侄女。因此当1978年恢复招研究生时，他们分别将我的论文寄给了他们的叔叔，并鼓励我报考他们的研究生。令我感动的是，黄昆大师还亲自回信，大意是在西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有这种钻研精神是不容易的，并建议我把论文寄到《物理学报》。为了实现转业物理的志向，考虑到自己非科班的弱势，我寄了一份论文给当时的校领导何东昌同志，报考了当时还是冷门的清华基础部物理教研组的液晶物理。1978年10月，我终于二度入清华，师从谢毓章、徐亦庄两位导师学习，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见到徐先生是在1978夏天的复试之后，他与张泽瑜（当时张先生是物理教研组的党支部书记）单独找到我，说他看到了何东昌同志转来我的论文，并亲切地说，他们俩对物理研究生班近二十名研究生的学习总负责，今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们解决。对于我们这批荒废十年学业，重新“回炉”，且大都过了而立之年的大龄学生，教研组采取现实的培养方案，重拾四大力学并教授必要的近代物理课程。如徐先生亲自给我们授原子分子光谱硕士课程，我后来的博士论文所需要的群论知识得益于这门课。张泽瑜教授教我们电动力学，我在博士论文中用到的高阶张量分析受益于他的教授。

在硕士物理班上，有四位选择液晶物理，我们四位应该说是国内这个专业的首届研究生。给我们四位授课的是谢毓章教授，他的自编教材的蓝本是国外的专业文献，其中的公式难免有一些错误。在谢先生的指导下，我们以教学研相长的态度，对数百个公式逐一进行推导校正。1988年谢先生以此讲义为基础，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长达673页的我国第一部《液晶物理》专著。谢先生在序言中特别提到了阮丽真同学和我在这方面的协助。随着液晶显示工业在我国的发展，这本书近年已被再版，并且很快在京区书店告罄。

1978年入学的这批研究生大多都是拖儿带女，异地分居，错过了“文革”后第一次调薪机会，是执著追求研究事业的“志愿者”。同学们都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再学习机会，经常在实验室加班到凌晨，回来时，宿舍区的铁门已经关闭，翻墙回8号楼是经常的事情。全班十几号人团结互助，记得激光专业的同学在实验时，我们经常被请去帮忙而毫无怨言。正是这种淳朴的研究氛围，艰苦奋斗的精神，全班同学在1981年都拿到我国建立学位制后的第一批硕士学位。由于我有一定的自学基础，并常告诫自己非科班的弱势而采取笨鸟先飞的积极态度，我的硕士论文尚列优秀，并被唯一留下升入全校首届20人的四年制博士生试点班。向我宣布这个决定的又是教研组的两位领导徐亦庄先生和张泽瑜先生。为帮助我解决将来调动家属的困难，教研组还聘我为助教，人事关系调入清华。这种优待在当时很不容易，也显示出徐先生的宽阔胸怀。

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一批博士导师，全物理教研组只有徐先生一人。在徐先生的安排下，让我继续师从谢先生研究液晶，他相信谢先生第二批博导必能榜上有名。但事情并没有像徐先生想象的那么简单，作为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同班毕业的资深教授，抗战胜利后，作为吴有训校长接管中央大学的助手，1947年留美不久即在普渡大学当过教授的谢先生，直到退休都不曾通过国务院学位办的博导。谢先生的博导遭遇使我对后来周光召院士对“中国特色”的博导制度的批评深有同感。但谢先生的这种状态，当时学校研究生处还是十分着急的，他们善意地劝我转换门庭，投入有博导资格的光学专业。但这都不是徐、谢两先生留我读博的初衷。我的特长是液晶，我总不能为了区区虚名而弃长（专业）就短（管理）。在这尴尬时刻，又是徐先生为我解围，他建议我选择液晶中的光学课题，来兼收他与谢先生两人指导专长。

经过一段不分昼夜的文献调研，我终于找到一道液晶非线性光学的难题：液晶是具有轴中心对称的介质，因此不应有光倍频效应，但在1980年代，实验却发现有光倍频现象。因此，液晶界有相当强的议论，想修改中心对称的性质。当我向两位先生开题报告后，他们十分高兴，徐先生当时给我一本李恭亮先生主编的《非线性光学讲义》，并数次在三院教室单独为我一人讲课，我的研究也开始步入正轨。我花费一个暑假进行手工计算，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这使我对身边一尺多厚的算草感到非常欣慰。

随后，徐先生在三院数次单独听我的汇报，谢先生则对我的计算进行几个月的校算，无误后终于批准我撰写毕业论文。由于是国内第一批博士论文，两位先生按规定将论文送给近百位国内外同行书面评议，其中包括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沈元壤先生。他们对我的论文答辩更是认真组织，请了他们老师辈的孟昭英（主席）、郑华炽老先生，他们同辈的王大珩、李荫远等著名学者为答辩委员。老先生们负责任的态度更令人钦佩，郑先生曾两次找我到北师大的小红楼家中讨论论文，他还复印了一份美国西北大学吴家玮教授的论文作比较，给我很多的鼓励。

1984年，我终于被授予清华第一个理学博士学位，同届博士试点班的其他19位同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我们20人中，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有两位被选为中科院院士，一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当过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一位教育部百名名师，这些骄人的成绩都离不开当时指导我们的老师。

我博士毕业后转到中科院工作，导师谢毓章仍继续与我保持着合作研究，他曾为研究“面包圈”环形膜泡的拓扑问题，特地跑到北大去请教耄耋之年的段学复先生，并买来桐油灰捏“面包圈”模型。在八九十高龄，他还与我们合写了两部生物膜弹性理论的中英文专著。因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1999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项目的主要成员。

而我的另一位恩师徐亦庄先生对清华物理系的贡献也令人难忘。他28岁从费米实验室回清华即被聘为副教授，肩负着领导清华全校公共物理教学达40年之久，在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后，他领导部署了物理教研组激光分离同位素科研项目，这在当前大力发展核电站以解决国家能源困难的今天来看，无疑具有非常前瞻的胆识。但由于长年的身体透支，他未能完成这重要的事业。1993年早春的一天，当我刚从电传中获知被授予海外物理学会首届亚洲杰出成就奖后，就急忙跑到徐先生家中通报，当时师母沈家惠引我入徐先生卧室，我看到已经深度腹水的徐老师正仰卧在床上校对一本非线性光学书稿。他对我的进步非常高兴，并用颤抖的手在一本书稿的复印本上题词后赠我，并再三嘱咐我要提出修改意见。想不到，当我从华盛顿领奖回来，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2005年是世界物理年，我重读了《爱因斯坦奇迹年——改变物理学面貌的五篇论文》，在这本书序言中，当代的大理论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声明，在爱因斯坦与波尔在量子力学完备性的争论中，他是站在爱因斯坦一边。这样看来，本文开头提到的两位对我走上物理研究有启蒙影响的两位先生——黄昆与谈镐生，他们对我的研究的支持并未太过盲目，令人唏嘘的是他们在2005年相继辞世，在他们的告别仪式上，我又分别见到了阔别多年在兰州结识的两位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