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彭

1959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当时17岁，正是长知识、长身体、树立人生观的年代。回忆这消逝的近50年光阴，母校的影响无所不在，清华的理论知识，清华的思维方法，清华的精神和作风，都在指导和激励着我们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去工作、去进取、去克服困难，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做党的驯服工具”

六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我们盼望着为国家尽力的时候来到了，“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我们最理想的分配岗位，我的分配志愿表上填的第一是贵州，第二是陕西，第三是内蒙古，再无更边远的地方可填了，就填了个“服从分配”。学校进行了很长时间“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教育，我们也真心地想着：个人志趣要服从国家的利益。接近毕业分配定案的时候，北京市委组织部来人说市委书记要学科学、懂科学，才能领导好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些年轻人做学习秘书，不容我思考就被分配到从没考虑过的北京市委研究室，长期憧憬的高山高原和草原的生活，一下子就变成了泡影，但我还是安心下来走向我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进入市委研究室就赶上“四清运动”，我被派往首钢炼钢厂，以后又派到首钢设计处，经过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后，我们没有发现领导“四不清”的问题。清华的教育是讲科学、讲实际，结果不但没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而树立了炼钢厂为首钢的模范典型，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就成了“包庇走资派”的罪行。

在清华时，我们自五年级思想特别活跃，政治学习提倡独立思考，从多方面想问题，深入思考和理解社会现象，组织上服从但思想上并不盲从。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对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戚本禹煽动武斗很有看法，在党支部的讨论会上说：“戚本禹同志是可以批评的”，以后我们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办公室被砸抄，并抄走了我们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戚本禹同志是可以批评的”被上纲为“反对中央文革”，再加上我们不同意说北京市委的干部都是“黑”的，反对打击一大片，就一个个被定为“反革命”、“保皇派”、“黑苗子”，多次被揪出来“批斗”，我也就在北京市直机关出了名。

二、一本有皮无瓤的笔记本使清华大学生展显本领

“文化大革命”后期是干部下放劳动，我被下放到北京微电机厂，当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加上又是 “旧北京市委”下来的，更得好好改造了。开始我被分配在四连(微电机组装车间)当工人，任务就是一天到晚地加工电机的电极(即碳棒)，除劳累之外，每天脸上、身体都抹的是碳黑。在清华的时候去工厂、下农村参加过许多劳动，不怕脏、不怕累给了我们很好的锻炼，到工厂后和工人一样吃住、干活，比一般工人都能受得起脏和累，“臭老九”的帽子很快就摘掉了。

后来我被分配到测试组当组长，当时“北微”是仪表局的红旗厂，全市有名，为了完成任务，每到月底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不少工人和技术员都吃不消。在当时，步进电机测试是很复杂的，技术上也是全厂最高的，由于连续加班，长期负载，测试仪经常出现故障，全厂只有一个老师傅和一个技术员比较熟悉，知道如何维修，他们又经常月底请假或生病，全厂都盯着希望完成任务，使我每月都犯愁。我常看到那个技术员拿出笔记本来，对照检查线路，就提出借笔记本看看，由于当时还没有专利一说，不承认个人的知识产权，他也很为难，总是推拖，以后又说整理完再借给我看，我等了很久很久，最后他把笔记本借给我，打开一看，除了封底封面外，剩下的全是空白页，有字的页码全部撕下去了。我当时也理解他的想法，他积累知识和经验也很不容易，怎能白白地让我看，我们在校时还批判“知识私有”，现在遇到了实际问题……，出路只有一条，自己钻研。

打开步进电机测试仪一看，一排排的印刷电路板，每块板上又密密麻麻的焊满了电阻电容电感和晶体管等，我在校学的是控制专业控制理论专门化，还没有数字计算机，学过模拟电路和电子管，没学数字电路，晶体管接触不多。但凭着在校学习的理论基础，经过不到一个月的钻研和实践，我对仪器中每个元件的作用，每个部件的功能和输出波形都有了清楚地了解，出了问题该换元件的换元件，该换插件的换插件，顺利排除了故障。在操作方面，我将自己测试速度的一半定为核定指标，保证了每月测试任务的完成，工厂领导和工人师傅都说还是清华大学毕业出来的，理论基础真扎实，真是了不起。

三、最早研建事实型数据库，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文化大革命”后，我被调到市科技局(现在的市科委)情报组(市科技情报所)工作，在陪同国外留学生一起生活，为他们创造汉语会话语言环境的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我迅速掌握了英语(在校学的是俄语)，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出国进修的访问学者，之后毫不留恋国外的生活待遇，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回国后，我的任务是研建大城市数据库(后改为城市建设和管理数据库系统)，北京市政府需要掌握国外大城市的大量数据，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展城市建设。当时科技情报界是最早开放接触国外科学技术的，但也只有极少数的大部委科技情报所进口计算机，主要进行科技文献的检索，都是文献数据库，而我们要研建的只能是事实型数据库。从数据库发展史上看，当时计算机主要用于科学计算，个别用于工业控制，关系型数据库刚刚兴起，当时北京市能提供使用的只有市计算中心的HP公司计算机，那还是联合国援助的，全国仅有四台。

所有计算机厂家所提供的数据库管理系统都对数据项的数目提出严格的限制，其查询语言仅能进行单库检索。HP公司计算机上配置的IMAGE数据库系统，数据项只能容纳255个，其他dBase-II仅32项，dBase-III为128项，而大城市数据库要求存储24个方面1400多项各城市各年代的不同类型数据，才能满足城市管理的需要，要解决这个问题靠现有的数据库系统不行，需要自己去开发新的数据库系统。记得在校时，学校经常教导我们不能把老师的知识学会就行了，要变成自己的知识，更要独立思考，想出新的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或相同的问题。我主持研究出数据库字典法，实现了多库系统的自动检索，该项目被评为北京地区优秀软件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8年我被授予国家和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与北京市劳动模范的称号。

四、在微机上建大库，实现全国各省市科技情报资源共享

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昂贵，很少单位能买得起大型计算机，全国各省市科技情报所还都是开展传统的文献资料服务，使用手工检索。我回国后三年多的时间都是背着书包在市计算中心上机，科技情报工作的现代化无从谈起。当了所长后，我所马上买了微机，开展情报服务。1986年全国科技成果交易大会首次在北京召开，为解决寻找项目的困难，我所立即着手研建数据库，现场开展查询服务。会后，为推动全国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交易，由我所发起研建了“全国科技成果交易信息数据库”，我们北京所为牵头单位，建全国的总库，各省市情报所为分库。没有计算机的添置计算机，文献资料员转为数据加工员，采用软盘交换收集加工各省市数据，交到我所，汇总后再分发给各省市开展服务。我所负责总体设计、程序编制，制定数据加工规范、要求和管理办法等，集各省市情报所之力，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科技成果交易信息数据库，并促进了各省市所的科技情报工作现代化，在我国科技情报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该项目被评为全国科技情报数据库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我也被评为全国科技情报先进工作者。

五、“政治、业务双肩挑”，开创北京知识产权工作新局面

“又红又专”、“政治业务双肩挑”是清华大学多年的教导，是学校培养的目标。一项课题、一个工程、一个单位需要组织几十人或数百人去完成，要做成一个大事，不但要有很强的业务创新能力，更需要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在科技情报所，在北京市专利管理局和市知识产权局我都是当第一把手，既抓管理、又抓业务，由于对业务和技术熟悉，管理起来别人就口服心服，我常说管理创新工作的单位自己更要创新，要求工作要有新创意、新方法、新起色。

1995年，我被任命为市专利管理局局长，当时正值国家体制改革时期，撤销地方专利局的风刮得很猛，说是国外没有省市一级的专利管理局，无法和国际接轨，地方局管理没有权，实施没有钱，执法没手段，全国专利工作面临萎缩的局面，北京局亦然，人心松散，工作十分困难。全局30人的编制，每年经费30万元，发完工资等人头费后，连办公楼的物业管理费都缴不起，医疗费年年挂账，办公条件之差，如今难以想象!我到任后，马上领导局党组一手抓工作、一手抓生活。一方面积极向政府要任务要钱，一方面努力组织创收，很快我局就成了日子好过、充满工作活力的地方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大胆开拓创新，率先实行政府资助专利申请，促进了全国专利申请量的迅猛增长;全面推广“无冒充专利商场”挂牌活动，打击假冒、侵权行为，保护知识产权;建立知识产权发展和实施资金;开展企业专利工作示范、试点，推动专利技术的实施;开展专利权质押贷款，解决科技企业发展中融资的难题;建立和完善工作体系，调动区县积极性，发挥北京地区的人才优势;出台《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规定》，为申奥和举办奥运会护航等。这些工作在全国都是最早开展或者是全国唯一的，成效显著，许多省市局都跟着学习效法。知识产权纳入了市政府议事日程，编制扩大，经费数十倍的增加，工作条件大大改善，和我到局时相比，完全变了样。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领导赞扬我局工作“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也被评为全国知识产权工作先进个人。在我退休的交接仪式上，主管市长说我主持工作期间，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北京市知识产权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开创了新的局面。

在校期间，我当过年级学习委员、班长和代理团支部书记，非常感谢校、系、年级党团组织的培养、老师的教诲以及同学的友爱和帮助，并给我们创造条件和机会锻炼成长，使我在毕业后的工作中总是充满信心，勇于创新，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作者简介]王友彭,男,1942出生于江苏省丰县,汉族、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1959年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自503班, 1965年毕业，先后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北京微电机厂、北京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专利管理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等单位工作,任车间副主任、室主任、所长、处长、局长等职,曾荣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全国知识产权优秀软课题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励以及全国科技情报先进工作者、全国知识产权先进个人、北京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