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几则——王尔乾

2014.03.28 00:00

王尔乾(1957届系友)

这篇回忆文章包含了几个豆腐干式短文。江浙沪的小吃“卤汁豆腐干”非常有名。臭豆腐是豆制品家族的另类,小块臭豆腐经油炸后,一点臭味都没有了,反而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诱人香味,焦黄色的外表,外脆内嫩,味道好极了。每次回上海,亲朋好友知道我好这口,都会以此物招待我,但我还是吃不够,下面几篇短文虽然写得很“臭”,如果它能像油炸臭豆腐似的让你从中“闻”到我对母系的一丝感情,并能勾起你对母系美好的回忆,那我就很满足了。

一、总设计师

老系主任钟士模教授堪称我系的总设计师。建系初期,系里有两个专业:计算机和自动控制。国家和蒋南翔校长对建系方向和人才培养目标都有过原则指示。为了贯彻这些指示,必需要有一个可操作的教学计划。当时,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经中央同意,学校从其他专业抽调了上千名学生,我系一下子就有了一至四年级的学生。尽快制订出教学计划成为我系的一项最迫切的任务。否则,培养人才就成为一句空话。

当时,在全国,建立这两个专业的只有我系一家,国内无教学计划可参考。唯一可参考的只有从前苏联弄来的类似专业的教学计划。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在培养目标上差异较大,他们的教学计划只能起参考作用而已,绝不能照搬。要制订自己的教学计划一定要贯彻“自顶向下”的原则。如果按“自底向上”去设计,则教学计划必然凌乱而不见纲,课程内容不是重叠就是遗漏。因此,自顶向下设计教学计划就只能由钟先生来承担了。

教学计划制订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钟先生一个人写出初稿,再组织中青年教师讨论后作最终定稿。使人十分惊讶的是:钟先生只花了一、两天就写出了两个专业教学计划的初稿,在讨论过程中,几乎不经大动,前后只经一个星期,终稿就大功告成了。我认为,制订工作的如此神速主要归功于钟先生对培养目标的透彻了解;有统领教学全局的能力;有极深的学术造诣;站得高看得远,又注重细节。这种能力是我系别的教师无人能有的。直到文革前,教学计划虽经几次修改,但“钟版”计划无重大变动,我系教学工作始终稳定有序。

此外,他还按“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领导了系生产车间的建立。还领导了多项科研工作的进行,我系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钟先生不愧是我系的一位总设计师。

二、班主任工作

建系初期,我担任过几年班主任工作。在那个年代,当班主任不被看成是一种负担,而被当作是和学生交往、了解学生的一个机会。有一位系领导曾对我们讲过,不了解学生,不能算个好教师。我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来指导我的班主任工作。当年,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由政治辅导员负责的,而班主任工作主要是了解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并帮助解决。班主任和政治辅导员的工作会有重叠,好在双方能互相配合和支持,毕竟大家的工作目的是共同的:帮同学搞好课程学习。

我的具体做法是把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学习好的同学和学习困难的同学搭配在同一小组里,以便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有的同学不善于记笔记,我把记得好的笔记作为样本,组织同学观摩学习,请善于记笔记的同学介绍他是如何抓住讲课重点来记笔记的。为了提高同学对某门课程的兴趣,请讲课老师来介绍这门课程的发展前景。个别同学的学习成绩上不去,就请辅导员和他谈,帮助找出问题。班主任的工作大体上就是这些。

自动控制系的班主任工作统归电机系(当时自动控制系归在电机系)副系主任黄眉教授领导。他的工作十分细致认真,很有一套办法。他每隔两个星期按专业把班主任找在一起,集会地点一般不在会议室,有时席地而坐在礼堂前的草坪上,有时坐在闻亭的长条凳上,大家围成一圈。黄先生不说话,只是听大家讲这两周末做了哪些工作,讲存在的问题,互相交流情况。黄先生是为了营造一个平等轻松的气氛才这么选择会议场所的。在这个环境里,大家畅所欲言,毫无顾虑。最后,自然是黄先生讲话了,他不讲套话,不讲大话,不长篇大论。他往往只说两句他对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的认识,言语简练而富有哲理,语调慢慢的。大家对他讲话的印象非常之深。他还忘不了要讲几句肯定大家工作的话,使大家劲头更足。我真希望像黄先生那样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能在今日再现。

三、拜年

春节少不了要拜年,这是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习俗。文革以前,每逢大年初一,上午九点过后,校园里到处可见三五成群的年轻教师去老教师家拜年,还有一批批青年学生去给老师拜年。在那个年代,北京市的空气特别干净,阳光普照,大家有说有笑地走着,心情特别好,这可称得上是清华一景。我不大喜欢当下时兴的“团拜”,因为它缺乏面对面式的感情交流,少了些情趣,还是文革前流行的拜年使人记忆深刻。

有两位老师家是一定要去的:系主任钟先生和从美国回来在我教研组任教的周寿宪先生家。他们两家住得很近。我们是先到钟先生家拜年。在年初一,钟先生家可谓是门庭若市,各教研组教师都会去他家,往往是前一拨还没走,后一拨又来了。那天,钟先生特别开心,见到了我们便问这问那,还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叮嘱,真像个慈祥的长辈。时间过得真快,没坐多久,下一批教师或同学来拜年了,我们只得告别钟先生去周先生家。有时碰巧,没有来访的,钟先生会和我们一同去周先生家。五十年代末,周先生刚添了儿子,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我们到了以后,他首先吩咐他夫人把宝贝儿子抱出来,请大家“观赏”,接着请他夫人端来糖和水果招待大家。我记得糖果是有名的上海牛轧糖和进口的太妃糖,水果则是油光光的橘子,非常诱人。我心理暗想,周先生是从哪里弄来这些美食的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扫四旧,大批判,一下子把非常亲近和有人情味的美好人际关系横扫得荡然无存。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复杂了、紧张了,被视为封建残余的拜年也就不复存在了。

现在,回想起这段日子仍然觉得有多美好啊。

四、失败的科研

五十年代末有一段时间,学校正常的课堂教学几乎停止了,教学结合科研、生产来进行。当时系里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带领一批同学搞出一台电子计算器来。这个任务是由北京市下达的,限期半年完成。那时候,集成电路还没发明,在我国用于收音机的晶体三极管才刚研制出来。它的个头很大,用上海话来说像个“铜盆帽”。用于收音机的晶体管是不适合做数字电路的,而且产品还没有完全过关,参数离散很大,性能极不稳定。总之一句话,用这类晶体管是搞不成电子计算器的。即使搞成了,它是有一个写字台桌面那么大,有谁要用呢?在那个年代,搞项目是不做可行性分析的,上级说要搞,下级是不能说“不”的,照做。

设计倒是进行得很顺利。到插件组装阶段,大问题就来了:我们不知道要从原本不用作数字电路的晶体管中提取什么参数,不知道每个晶体管的参数必须要逐个测试挑选,更不知道性能尚不稳定的晶体管一定要逐个进行老化筛选,就稀里糊涂地把它装到插件板上去。结果可想而知,计算器根本调试不出来。半年期限到了,项目就不了了之了。

项目失败给我的教训极为深刻:没有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任何科研工作是不可能成功的。“严谨踏实”这四个字深深印在我的心上,够我受用一辈子的,它在以后帮我完成一个又一个科研项目。

五、文革中顶撞工宣队员

我对文化大革命始终是不理解的,一直采取消极对付的态度。乘学校混乱之际,我抓紧时间阅读了不少关于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方面的书籍。我相信不会白学,总有一天会用得上的。

不久,由国防科工委在文革前夕下达的劈锥加工和测量计算机(简称测量机)又恢复上马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很久没干活了,这回终于有事干了。我负责项目光栅信号细分和处理的工作,工作很重要。此时,校内两派武斗已进入“真刀真枪”阶段,大家冒着危险来回于9003大楼和家之间,没有一天间断过,全都毫无怨言。经历不少“苦难”,项目终于完成了。国防科工委和成果使用方非常满意。

工宣队来摘桃子了。他们自然认为这主要是他们的功劳,大肆往他们脸上贴金的机会来了。应该说,项目还没完成,因为技术资料还未整理,使用说明还未写,还未向使用方交接。这时,工宣队居然要我们停下手头工作,花一个星期去做思想总结,还要开什么“讲用会”。我当场顶撞了这位工宣队员,我说技术收尾还没有做,我们坚决不做他们那一套总结,我还用毛主席有关语录去批驳他,他说我用毛泽东思想来反毛主席,大家吵得很凶,双方僵持不下。一天后的晚上,由他召开对我的革命大批判会,我据理力争,不认错,他则说我反对工宣队领导。正逢学校要组织一批教师去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他通知我立即准备去农场,这分明是在搞打击报复。但我仍不屈服。

在农场劳动了一年零九个月,我的“恶习”未改,对工宣队做的那一套仍然看不惯。一天下午,学校突然要召开一个什么会,人人都要参加,不得请假。刚好,晚上我要给学生上实验课,下午要做准备,不能参加活动。为此又和工宣队员吵了一架,照样不去参加会议。可能由于国内政治风向已有所改变,他只在小组学习会上批评了我。

有趣的事来了。这位工宣队员向我们支部书记说,我最近进步很大,要我在一次全系教师会上作个典型发言。我对我们的支部书记说,“请你转告这位工宣队师傅,我还是我,我一点也没有进步。要说进步,是你们有进步啦,而不是我,我不会在会上发言的。”我把他们软顶了回去。这回工宣队员不再那么趾高气扬了,政治风向快大变了。我心里好痛快!

王尔乾,教授,1956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调入清华大学计7班就读,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直至1999年退休。期间曾任计算机系主任,曾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届至第四届专业顾问,国家教委高校计算机专业首届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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